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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前进遇着阻碍（第2页）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地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

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反对一定更大。

譬如铁路：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光绪二十年（1894）还只建筑了天津附近的一小段。

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

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1866）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做教授，招收翰林院的人员做学生。

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

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

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

所以他想请外国人来教中国青年学习科学。

他又说：“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

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雪其耻乎？”

他虽说得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

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地反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

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

天下之大，不患无才。

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

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

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

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郭氏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

他的觉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

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为训。

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

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

郭氏做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前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

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