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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前进遇着阻碍（第3页）

光绪元年（1875），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的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了。

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

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

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

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看。

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有。

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

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

他们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

。

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

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

回国的时候，没有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

但是时人反对他，他以后全无机会做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

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价值。

继郭嵩焘做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

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

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等。

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

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但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做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治、光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

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的，并非由下而上。

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地奋斗出来的。

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在朝的人。

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地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但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

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的大阻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