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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第3页）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

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但社会仍不安。

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

中国应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

中山先生很激昂地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

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样批评中山先生。

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违，口信心不信。

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

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

其实中山先生充分地顾到了这层困难。

他的革命方略就是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

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

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

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间，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自治能力之时间。

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末由（1）**涤，新治末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污，压抑新治。

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也。

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

梁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

他反对打倒清朝，反对共和政体。

他要维持清室而行君主立宪。

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

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

他常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

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

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遭亡国之祸。

民国以来的事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

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是我民族唯一的复兴的路径。

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