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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第12页）

这种税则虽重，但在十八世纪尚未发生困难。

彼时进口货少，出口货多。

中国的税收百分之八十来自出口货。

这种货物，因中外市价的悬殊，能纳重税。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出银二十两买茶一担，纳出口税不过三两八钱（其中正税仅二钱），到伦敦即能批发到四十两以上。

且同时英国茶叶的进口税比中国的出口税还重。

通商的地点的选择，在法律上虽自由，实际无自由。

浙、闽、粤三省的官吏虽都欢迎外商，但各处都有特殊权利的华商垄断市场，即所谓“皇商”

“总督商”

“将军商”

“巡抚商”

等等。

这班人是商人想借用政治势力以图操纵市场呢？还是官吏利用走狗来剥夺商利呢？还是官商狼狈为奸呢？在厦门，康熙四十三年（1704），“皇商”

组织公行，行外之人概不许与外国人交易。

从此厦门的市价全由公行操纵，外商苦极了。

宁波（实际交易在珠山）不但有特殊权利商人，有时官吏简直自定价格，强迫外国人交易。

在十七世纪末及十八世纪初，外商只能从各口彼此竞争占点便宜。

最初他们侧重厦门，后来侧重宁波，最后侧重广州。

康熙十五年（1676）以后，中外通商实际只有广州一口，因为广州市面较大，官利的贪索亦比较有分寸。

广州尝了专利的滋味以后，绝对不肯放手。

所以乾隆二十年（1755），英商复想到厦门及宁波的时候，广州的官吏及商人联合起来，在北京运动。

他们达到了目的，从乾隆二十一年（1756）起，广州成了法定的唯一通商地点。

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外国人的通商不但限于广州，且限于广州的十三行。

十三行的专利实由于环境的凑迫。

第一，与外商交易者总是资本比较大的华商，此中有一种自然的专利。

第二，外国人嫌中国海关衙门纳税的手续过于麻烦，所以常把纳税的事务委托中国商人去办。

官吏于是指定少数更殷实的商家担保外国人不漏税走私。

这个责任甚大，保商没有团结不足以当之，倘团结而没有专利亦是得不偿失。

得了专利以后，官吏又觉得保商应负更大的责任，于是保商不但要担保外国人不漏税走私，且要担保外国人安分守己，换言之，管理外国人的责任也到了十三行身上去了。

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广州外商及外船的水手逐渐增多而杂，中国官吏所定的禁令也就多而且严了。

这些禁令的烦琐简直是现在的人所不能想象或理解的。

“番妇”

不得来广州。

“夷船”

开去以后，“夷商”

不得在广州逗留，他们必须回到澳门或随船回国。

“夷商”

出外游散只能到河南边的花地，每月只许三次，每次不得过十人，并需有通事随行。

“外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