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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第9页）

次年，各国派使到北京去交换批准证书。

北京也为他们预备了公馆，以便接待。

但各国疑心甚大，所以派兵船护送公使北上。

清廷于咸丰八年秋派了僧格林沁在大沽设防，以免外国人再进据天津。

中国原意堵塞海河交通，留北塘一路出入，则外国人不能武装进京。

外国人见了大沽不能通行，遂以为中国有心废约。

他们把中国军备看得太轻了，一战的结果，外国人大失败。

于是英、法要复大沽之仇。

咸丰十年（1860），我们的外交一误于北京不给桂良全权证书——时人以为唯独皇帝可以有全权；再误于捕拿外国交涉员。

终致联军入京，毁圆明园，而《天津条约》以外又有所谓《北京条约》了。

剿夷派外交的代价不能不算大。

第十二节

上文已经说过，俄国占了西伯利亚以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加了一路的侵略。

但《尼布楚条约》终究实行了一百六十余年。

到了十九世纪中，欧人自水路来者的侵略复行积极的时候，自旱路来者的侵略也积极了。

剪刀在那里活动了。

俄人最初假道黑龙江出师，以防英、法的侵略；次则实行占据江北。

等到布置好了，然后与黑龙江将军奕山开始交涉。

咸丰八年（1858），签订《瑷珲条约》，将黑龙江以北的土地划归俄国。

咸丰九年（1859），中国想否认该约。

等到英法联军进了北京以后，中国不但无力取消《瑷珲条约》，反又订《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让给俄国。

我们的大东北缩小了一半，而且俄国得了海参崴，可以角逐于北太平洋。

俄国没有费丝毫之力就得了八十万平方千米的土地，其对华外交的灵敏可说远在英国之上。

而且俄国自始至终以中国的“朋友”

自居！

第十三节

咸丰十年（1860）的大挫折终于唤醒了一部分的中国人。

在咸丰八年、九年，文宗的亲弟恭亲王奕?是顽固派之最顽固者，首先提议捕杀外国交涉员的就是他。

文宗逃往热河的时候，派他留守北京。

咸丰十年的经验给了他及他的助手文祥两个教训。

他们从此知道外国的枪炮实非我们所能敌。

同时他们发现外国人也讲信义：与外国人订了约以后，他们果然遵约退出北京。

于是奕?与文祥决心自强，并且知道中国还可利用外国专门人才以图自强。

适此时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诸疆吏因与太平天国战，免不了与外国人发生关系。

他们也得了同样的教训。

这五人的努力造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

他们是中国的第一代政治家，知道中国所处的局势是数千年来的变局，而且图以积极的方法应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