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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第8页）

大学士潘世恩及给事中曹履泰等均谓应该起用林则徐，“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

。

文宗亦有此意。

道光三十年十月，他手笔下诏宣布抚夷派的罪状。

咸丰朝的对外态度于此毕露了。

这时适有太平天国的革命，清政府的江山几乎不保，但京内外的藩夷政策并不因此稍改。

在广东的叶名琛自以为很有把握，文宗亦十分信任他。

咸丰四年（1854），英、法、美三国共同要求中国修改通商条约。

三国代表到两江及天津去交涉的，地方官吏均答以修约之事只有叶名琛能主持，但是他们到广东去的时候，名琛总是托故不见，最后又回答他们只知守约，不知改约。

是时英、法正联军助土耳其抵抗俄国，而急于修约的英国亦以为不如等中国内乱之胜负决定后再议，于是搁置修约问题。

名琛不知道这个内幕，反自居功，以为他得驭夷的秘诀了。

其实外国人，尤其是英国人，这时已十分不满意旧约。

他们以为商业不发达是由于通商地点太少，且偏于东南沿海，长江及华北均无口岸；他们又觉得中国内地的通过税太繁，致货物不能流通。

外国代表对叶名琛的办事方法也十分愤慨，以为邦交制度非根本改革不可。

外国人气焰之高，很像鸦片战争以前的样子。

叶名琛反于此时给外国人以启衅的口实。

咸丰六年（1856），广西西林县杀了一个马神父。

法国代表要求处置，名琛一事推诿。

这时拿破仑三世正欲得教皇的欢心以维持他的帝位，有了马神父的悬案，他就师出有名了。

同时叶名琛因捕海盗事，与英国人起了冲突。

于是英法联军首攻广州，名琛不和不战，终为英国人所掳。

咸丰八年（1858），联军由大沽口进据天津。

清廷恐京师受扰，于是派桂良及花沙纳到天津去修约。

天津交涉最严重的问题，第一是北京驻使。

士大夫简直以此事为荒谬绝伦，万不可许。

第二是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内地游行，这样遍地都有外夷，简直防不胜防了。

至于减低关税及改内地各种通过税为二五子口税，时人倒觉得不值得争。

桂良及花沙纳（天津人说，那年桂花不香）以为不签字，则外国人必直逼京师；签字则外军可退，中国可徐图挽回。

《天津条约》实在可说是城下之盟了。

签字以后，北京就教桂良到上海去“挽回”

已失权利。

清廷知道若否认条约必致引起战祸，于是有所谓“内定办法”

：中国以后完全不收关税，外国人放弃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

时人以为外夷既唯利是图，以利诱之，他们必就范。

桂良到了江南，地方官吏大反对这个内定办法。

不收关税则军饷无来源，万一外国人接受了这个便宜而同时又不放弃新得的权利，那又怎样？桂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疏通英国，结果允不派使驻京。

他觉得此外不能再有所得，只好批准《天津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