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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第5页）

江左自精奇里江至霍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

。

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之人永相和好。

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

两岸商人责成官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

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划归中俄共管，这是直接的损失。

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

且有了咸丰八年（1858）的《瑷珲条约》，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1860）的《北京条约》。

奕山签订这约的缘故是极明显的。

第一，穆氏的“勃然大怒”

及“枪炮声音不断”

把他吓坏了。

第二，穆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

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有。

做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

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居人”

。

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

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

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

朝廷并不加斥责。

谕旨说：“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

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已也。”

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

谕旨继续说：“即着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

咸丰帝之所以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已”

，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

。

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把握，此外又有英法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

联军于四月初攻进大沽海口，直进天津。

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

《瑷珲条约》送到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

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

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当政者的“昏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