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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第6页）

咸丰四年（1854），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

彼时中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

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

叶氏反于全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

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

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俄国又次之。

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做恶人。

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佳京的交涉，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佳京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

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一）割黑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利。

他的策略则在灌输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

照会的一段说：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钦定，所有两国竞争之事皆可消弭。

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张。

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

。

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

所以他们与普佳京就订了《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

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条约之内。

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

这是桂良等联络普佳京代价之一。

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

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

。

所以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唯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国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国人得入中国传教。

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1858）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

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