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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外交（第3页）

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主帅又非孔明，恐火攻之计不售也。

彭玉麟大怒，即上章弹劾，左宗棠又在京内替他说话，于是刘坤一只好不做江督了。

李鸿章观察形势，知道如运用外交，至少伊犁可部分地收回；如对俄宣战，不但伊犁不能收复，即新疆及东三省均可虑。

而且我们的实力消磨于对俄作战以后，日本在远东岂不坐大吗？所以他决定制止国内主战潮流。

他请英国军官戈登做总顾问。

戈登的建议是具有深意的。

他说抗战未尝不可，唯在抗战之先，中国政府应该下最大的决心准备做三件事：第一，即时迁都西安；第二，准备抗战十年；第三，抗战以后，清政府放弃政权。

这种话，李鸿章要说而不敢说，但出自常胜军领袖戈登之口，国人不但能原谅他，而且信任他。

后来曾纪泽果然运用外交，把俄国所占领的土地大部分收回。

曾纪泽在彼得堡的交涉还没有办好的时候，中法越南问题就发生了。

李鸿章对这个问题也主张运用外交，反对开战。

但是士大夫主战者多。

朝廷徘徊于和战之间，最初表面言和，实则暗地助刘永福的黑旗军作战；后无形中变为一面战，一面和；终成正式战争。

那时文武不分，文人中主战最力者莫过于张佩纶和陈宝琛。

清廷乃派陈宝琛襄办两江军务，张佩纶守福州马尾船厂。

事实上，陈氏制了两江以后毫无建白，而张氏则以“逃得快”

了之。

足证文人的高调，除误国家大事以外，别无作用了。

到了光绪十一年（1885）的春天，战事只好结束。

全局的失败果不出李鸿章的意料。

李鸿章交结友邦的运用最初表现于高丽。

在光绪初年，日、俄、英、美、法、德六国均图与高丽发生关系。

李氏判断日、俄对高丽有领土野心，而英、美、法、德则只图通商和传教。

那么，他可以借四国的力量来对付日、俄两国。

于是他从光绪六年（1880）起竭力劝高丽放弃闭关自守的政策，而与西方各国订通商友好条约。

在光绪八年（1882），高丽果真与各国订约，势力均衡的局面似乎产生。

然而李鸿章的高丽政策终归失败，主要的缘故有两个。

第一，高丽地瘠民贫，内政不修，经济未得开发，致注重通商的国家无大利可图。

所以，到了甲午中日战争之际，英、美、法、德皆觉得利害关系不大，无积极干涉的必要。

第二，中国始终不愿更改旧的宗主对藩属的观念。

高丽对我国的重要全在国防，在国防上，我国所怕的不是高丽，而是别的帝国主义者利用高丽为根据地向我国做进一步的侵略。

高丽果能独立自保，我们就能达到目的了。

光绪十年（1884），德国驻高丽的总领事根据以上的理由，曾向李鸿章建议，化高丽为远东的比利时，由列强共同担保其独立和中立。

这种建议不但清廷不能接受，就是李鸿章也反对，因为这个办法不合我国在高丽的传统宗主权。

以后在袁世凯的积极做法之下，宗主权几乎变为统治权。

结果，美国舆论很不赞同我们施诸高丽的压迫，并且高丽的新派人物因对我国失望而想联日或联俄。

可惜我国谈边地政事者至今仍对旧日的宗主权恋恋不舍。

甲午年（1894）春，东学党在高丽起事，日本遂借口保侨派遣重兵。

世界各国均知局势的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