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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外交（第4页）

我国士大夫的激昂可想而知。

他们主张即时动员。

在朝的要人多年想倒李鸿章而屡试屡败者亦坚决主战，以便借对外来对内。

李鸿章拿到这个难题，竟无法交卷。

以往他假朝廷的威力，强迫各省协济北洋军饷，为的是对日备战。

以往他关于伊犁、越南诸问题均反对战争，为的是要集中力量去保护高丽。

他此刻如再不强硬对付日本，就无法自圆其说了。

适此时俄国公使喀西尼路过天津，李鸿章就临时抱佛脚，竭力求援。

喀西尼亦觉得日本如占领高丽，那是大不利于俄国的，于是答应警告日本撤兵。

李以为日本最怕俄国，现俄国既允压制日本，他可高枕无忧了。

所以他对日外交不退让，而军事的布置又不积极，自以为那一次他可不战而胜。

日本最后经英国的劝导，提出中日两国共管高丽的妥协方案。

李告诉总理衙门坚持要先撤兵，后谈判，而其心总以为俄国向东京警告以后，日本无不屈服。

其实日本的消息比我们的还灵通。

日本知道了俄国绝不会干涉，而北京的谈判是无诚意的，遂决定进攻。

到了这个时候，李鸿章只好应战。

中日甲午之战决定了远东的领袖地位，在这一整个历史阶段之中，将不属于我国而属于日。

甲午以前，我们只受西洋帝国主义的压迫，以后则同时受西洋与日本的侵略了。

所以甲午之战是个划时代的战争。

我们的失败是军事的，也是外交的。

军事失败的缘由，大概地说，有两层：第一，中国西化的水准低于日本，这一层的责任应由士大夫负担；第二，中国彼时的军政太腐化了，这一层的责任应由李鸿章负其大半。

至于外交失败的根由也可以分好几层来说。

第一，李鸿章不应专凭一个外国公使的谈话来决定军国大政。

关于和战大事，不但一个公使的谈话不算数，就是外交部部长的谈话也不能算数。

必定有正式的条约，经全权代表签字而又有元首的正式批准，然后有相当的效力，但仍非绝对地可靠。

李鸿章的办法充分表现出他的外交的幼稚。

俄政府根据整个国策决定不采纳喀西尼的意见以后，李就陷于进退两难了，幼稚的外交误国之大莫过于此。

假使当时我国驻日和驻俄的公使深知所在国的国情，又假使他们知无不言而言又无不尽，再假使李鸿章和其他主政者对他们的报告加以相当的考虑和信任，那我们甲午之役的外交或者能兼顾利害和力量。

政策的发动当然要根据国家的利害，但是政策的贯彻要靠国家的力量。

个人负重若超过其力之所能，必致害身。

外交的企图纵使是正当的，倘超过国力，必致误国。

所以外交必须知己知彼。

这种工作，唯独健全的外交机构始能负荷。

我国政治家素重用人而不知运用机构，李鸿章也不是例外。

前文所说的三种假设并不存在。

当时驻外的公使对所在国的国情所知有限，所知者又因层层顾虑不能尽言，所言者政府未必见信。

其结果就是李鸿章因偏信喀西尼而采取外交积极、军事消极的误国政策。

当时李虽不能济事，仍超人一等。

至于一般士大夫的言论，除激昂慷慨以外，别无足取，不过空言与高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