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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外交（第6页）

无论是联东以制西，还是联西以制东，都要出代价的。

不小心的时候，代价还要过于当初所要避免的损失。

民国以来，我们的外交方案并无根本变动。

与前不同的就是在内乱的时期，党派的竞争免不了要借外以对内。

大概地说，在朝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少，故对外所愿出的代价低。

反之，在野的党，因所需的外助多，故对外所愿出的代价高。

同时还有一方面值得我们注意。

政府因负实际政治责任，说话行事比较谨慎。

反对政府的人因不负责任，可以随便给政府出难题，对社会唱高调。

因之，一般人民很容易发生误会，以为官僚不努力，太消极，甚至于不爱国。

反之，反对政府的人因言论激昂，好像是特别爱国，特别有作为。

国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

不但在中国，就是在教育普及、新闻事业十分发达的国家，如英、美，一般人民关于外交问题也容易为野心家的宣传所麻醉。

所以在这些国家，近年有不少的公私组织专门研究国际问题，以图舆论的健全化和外交的超党化。

这种组织的需要在我国尤为急迫。

在这百年之末，于全民精诚团结以抗战之际，最使我们痛心的是平津京沪各地的汉奸。

老百姓供敌人骗使者全为饥寒所迫，我们还不能说他们的本质不良，甘心从敌。

粤、闽、鲁、冀的劳工在外国侨居数代仍不忘祖国，足证我国人民的本质是优良的。

我们可以相信沦陷区域的劳苦同胞，时机一到，他们还要热烈地回到祖国的怀抱。

只要国家无负于他们，他们是不会负国家的。

我们所痛心的是参加伪组织的知识分子。

他们当中有大部分人被生活问题迫着走上无耻的途径，其余还不是狂妄地借外力以从事内争？

抗战以前的数年里，我们在最高领袖指导之下，把统一基础打好了，于是改革法币、建设公路铁路、推进国防等自力更生的事业得有一日千里的进步。

假使政府于九一八事变的冬天就听从一般士大夫的浮议而开始抗战，那我们就不能有自“九一八”

到“八一三”

（1）那个阶段的积极建设和统一完成了。

没有那个阶段，我们哪能有今日的抗战力量？

我们于研究百年的外交之余，可以得着几个结论。

第一，我们近百年对外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不爱国。

第二，我们的失败由于外交本身者尚为次要，由于内政者实为主要。

内政的致命伤即现代化的建设之过于零碎、迟缓和不彻底。

第三，就外交本身而论，我们的失败一部分应归咎于士大夫的虚骄，其他部分则应归咎于外交机构的不健全。

若再进一步地研究，这两种弊病都要归根于我们的知识、思想及办公习惯的现代化程度之不足。

（录自《新经济》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四期）

（1）.指八一三事变，即1937年的淞沪会战，是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