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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的外交（第5页）

甲午以前的小波折，李的才能足以渡过。

在甲午及甲午以后的大风浪之中，李实不能掌舵了。

愈到后来，他愈不济事。

在作战期间，他多方求援，但西洋各国均借词搪塞。

这不是李的罪过，因为当时我国的国力实不足以左右任何西洋国家的政策。

外国虽不援我国于未败之前，却又援我国于既败既订约之后。

俄、德、法三国的援助本是不怀好意的，以后瓜分的祸根就种于此。

我们对于“友邦”

的“友谊”

不可太凭一时的情感和幻想。

我们愈研究国际关系，愈知国与国是寡情的。

这一点，我们也不能责备李鸿章。

我们能够责备他的是甲午战争以后的联俄政策。

帝俄假助我的美名，行割我的实政。

最初修中东铁路，因而引起以后严重的东北问题，一直演变到九一八事变和今日。

中东铁路是李鸿章联俄的代价。

戊戌年（1898）春，俄又假助我国的名义，强迫我国许它筑南满铁路和租借大连、旅顺。

这两个海口就是俄、德、法三国于乙未年（1895）助我国以两千万两向日本赎回的。

三国的援助，若清算一下，仅使我国白白地抛弃了两千万两银子罢了。

这还不够。

庚子年（1900），俄趁拳匪之乱派兵把我东北全占了。

在北京交涉的时候，俄又要假助我国收复平津的美名，强迫我国割让东北一切的权利。

当时英、美、日三国竭力支持刘坤一、张之洞来抗俄，而李鸿章则坚持要与俄订约。

李末年的荒唐简直不堪设想。

幸而条约签字以前，李就于辛丑年（1901）冬死了。

俄得着这个消息以后，说：“中国以后无人了！”

乙未至辛丑是李鸿章联俄的阶段，以后我们外交的路线就全变了。

辛丑的次年，即一九〇二年，英、日订同盟的条约。

当日我国的舆论对英日同盟是怎样的呢？京师大学堂（北大的先身）的教授联名请求政府加入英日同盟。

旅居上海的名流假张园开会，做同样的要求。

好像我们所敬佩的蔡孑民先生当日亦在座。

我们留日的学生发起义勇军，准备协助日本去打帝俄。

日俄战争之际，我政府虽守中立，实际我们是对日表同情的。

地方人士如张作霖还实力协助日本作战。

为什么我国在辛丑以后有这大的外交路线变更呢？因为李鸿章的联俄政策不但失败了，而且简直引狼入室了。

李在辛丑以前想联俄以制日，后人乃转过来想联日以制俄。

前者的成绩固不好，后者的成绩亦欠佳。

日俄战争后，我国在南满就开始与日本摩擦了。

足证所谓外交也者，在自己的国力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