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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近百年的外交（第3页）

我们从道光十九年（1839）至道光二十二年（1842）与英国打了三年的仗，惨败了，被迫订割地丧权的条约了，然而国人毫无觉悟，战后绝无改革，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然后有新政出现。

民族整个地丧失了二十年的光阴。

假使同治年间的改革提前到鸦片战争以后，那不但英法联军之役可免，即中日甲午之役或亦可免，而我国在远东的领袖地位必可保存。

从民族的立场观察，我们不能不痛惜那二十年宝贵光阴的白过。

我们研究历史的人不能不清算此中的责任。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易解答的。

据我所知，此中的情节大概是这样的。

当鸦片战争开始的时候，全国的士大夫一致地鄙视外夷，以为英国人哪能与天朝抗衡。

林则徐也这样想。

在他的奏折中，他表示十分有把握。

林是当时士大夫所佩服的一个人，他自信，国人也信他。

但是事实上林没有机会与英国人比武。

英国派遣来华的军队，照中国人的理想，应该先攻广州。

林已准备好了各种防御工事，不料英国人不攻广州而攻舟山。

于是时人断定英国人怕林则徐，林的声价因此提高了好几倍。

后清廷罢免林则徐而派琦善去主持粤政，时人说英国用计，借琦善以去林则徐。

林一去，自然我方失败了！

后裕谦奏调林则徐去帮他防守浙江，清廷答应了，许林“戴罪立功”

。

时人深信有林在浙江，英国人是不敢来的。

英国人来了，快要与林交锋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清廷忽下令把林则徐谪戍伊犁。

在鸦片战争的三年之中，除第一年小有接触之外，林始终没有机会与英国人打一个大仗。

所以以后士大夫不服输。

他们以为我们的败，不是由于我们的旧战法和旧军器不行，而是由于清廷用人不得当。

既然如此，那我们没有改革的必要。

琦善虽知道中外强弱的悬殊，经过一次的革职拿办，他也不敢再触犯士大夫的清议而有所主张了。

所以他不够称头等的政治家。

当时士大夫的清议之可怕，我们于林则徐的行动中也可以看出来。

在他初到广州的时候，他真相信他用中国的旧法子就能制服英国人。

到了广州以后不久，他就觉悟了，知道唯独“用夷器而后能制夷人”

。

他秘密地探访外国的国情，购买外国的船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