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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近百年的外交（第4页）

他以后把他所搜集的材料给了魏默深，魏又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

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及以夷器制夷。

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

日本学者中山久四郎常说明治维新的事业受《海国图志》的影响不少。

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指摘，不敢公开地提倡。

他在赴伊犁戍所的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

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炮，连声不断。

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但在信尾，他坚请他的朋友不要把信给别人看。

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

他怕时人骂他是汉奸或败北主义者。

邓先生如了解此中的情节，或者不怪我在回想我民族过去百年的历史时，要痛骂士大夫阶级。

关于袁世凯的一段，邓先生批评袁的外交，说袁应该在民四交涉的时候，努力谋美国的援助。

邓先生以华府会议美国的援助为证据，判断美国在民国四年（1915）也可以援助我国，只要袁运用得法。

其实袁派人把日本“二十一条”

通知美公使芮恩施并求他援助，芮氏颇热心，但其政府不愿意。

第二年美国尚与日本订所谓《蓝辛–石井协定》，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权利。

民国八年（1919），在巴黎和会，我国代表苦求威尔逊助我取消《民四条约》，威尔逊不愿理会。

民国十一年（1922），华府会议的时候，美国内部的情形已完全改变，而国际形势复有利于我，故我国能得相当的收获。

虽然，国人不要误会华府会议的重要所在。

关于既成事实的纠正，华府会议仅助我收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民四其他条约华府未过问。

邓先生说：“假使袁世凯不是要做皇帝，不敢得罪日本，又何至于遵守日本人的谆嘱，严守秘密？”

袁要做皇帝，据我所知，是签订《民四条约》以后的事情。

而且条约签订以后，日本人仍旧反对袁做皇帝。

袁的一贯政策是联英、美以制日，他在高丽的时候如此，光绪末年他做外务部尚书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日本恨他。

至于守秘密一层，国际交涉的事情，正在交涉之中的时候，除非双方同意，是不可宣露的。

邓先生所指摘的其他各点完全由于误会和曲解，没有再加讨论的必要。

（录自《新经济》半月刊，一九三九年第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