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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著者序之一 阐扬大师典范（第1页）

编著者序之一阐扬大师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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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贞铭

从受教到服务社会，有两位大师的话让我永生不忘。

一句是在政大读书时，听胡适博士的周会演讲，他的讲题是“谈传记文学”

，他认为一个人在成长中应该多读名人传记，以激励生命，引领人生。

胡适大力提倡传记，并认为“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

。

另一句深获我心的话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台湾教育部门负责人的梅贻琦说过的，大学在大师，不在大厦。

大学之可贵，并非在于若干栋雄伟的建筑，而是在于有否名贤、有否大师。

我生也有幸，对于这两位大师启发人生的名言体会极深；且也在求学与服务社会初期，幸遇许多大师，他们的风范、襟怀、胆识确实可以感化人，做我们一生永远的典范。

一次是在1955年，政大大学部复校，我以第二名的成绩进入新闻系以后，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新闻所。

那时政大在曾任北大校长的陈大齐领导下，名师如云，各门学科的掌门人，几乎都是一流名师，如刘季洪、罗志渊、曾虚白、周世辅、邹文海、浦薛凤、李焕、王云五、李其泰、吴兆棠、谢然之、阮毅成、王洪钧、张金鉴……个个学识渊博，风度翩翩，而爱学生如亲生子女；在大师的指导下，即使再愚昧笨拙，也不会对老师的教导无动于衷。

后来服务社会，有幸参加台湾中国文化学院（今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之创办，那是另一场大师的盛宴。

创办人张其昀原是学界泰斗，在他感召下，网罗一流名师进入华冈讲学；我经常代表新闻系与这些大师平起平坐。

如吴经熊、钱穆、黎东方、胡品清、查良鉴、陈顾远、欧豪年、申学庸、宋晞、叶霞翟、卢毓骏等，他们都是学界泰斗，是每一种学问、知识的掌门人，我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怎会不领受他们的气质与风范呢？

由于这两次生命的感动，我发誓再怎么忙，也要与大师在一起，与知识为伍，与经典同行。

这个心愿让我勇敢向大师请教，接近大师；我其生也晚，若干无法亲炙教诲的大师，我则以阅读其传记，以神入他们的心灵世界。

所谓大师者，就是真正的读书人、知识分子。

近百年来，孕育了许多大师。

这些大师，对于近百年来的中国，都发生了重大的承先启后的作用，他们的理想、远见与智慧，为国家开拓了前程，也为国人指出了方向。

具体地说，他们至少为国家做了三点重要贡献：

一、建立学术教育的观念

虽然中国自古重视教育，孔老夫子更是伟大的教育家，但是中国现代大学的体制与规格，乃多受西方的影响。

英国牛津大学纽曼教授的“博雅”

、德国柏林大学洪堡校长的“研究”

，这些先进的理念经过引进与思考，藉由大师们的倡导、发扬，发生了关键的影响。

清末民初，显然是我国近代大学教育制度的重要变革期，大师们以制度理念化和规范化为特征；西学东渐，旧学与西学虽曾引起激烈论辩，但毕竟为中国大学的现代化指出一个方向。

在这个时期，如蔡元培、胡适、吴大猷、梅贻琦、傅斯年、竺可桢、张其昀、顾颉刚、张伯苓等，他们都曾经在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建设过程有过汗马功劳。

而民国十七年蔡元培筹备成立的中央研究院，为我国学术研究建立了最高规格与权威：首批院士81人，其中华罗庚、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等不仅在不同领域有着卓越贡献，且名声远播至国外，为世界公认的杰出人士。

二、追求文化与传播

带着启发、民主、科学、自由、法治，甚至乌托邦的思想，知识分子不仅著书立说，且促使近代新闻、报刊与出版事业的日益蓬勃，孙中山与梁启超固然懂得以报刊为传播政治思想的重要管道，但更多出版家则以传播知识为己任。

民国初年的杂志《新青年》《语丝》《新月》《生活》《独立评论》《观察》《良友》《东方杂志》《新潮》等，其蕴藏的是主办人徐志摩、王云五、张元济、朱自清、梁实秋、林语堂等大出版家的宏图大志。

梁启超的文字被誉为“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

，钱穆的历史观更被认为是国人安身立命的稳定力量。

文化的理想与知识的传播永远是“士人”

的高超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