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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 生生不息的灵魂（第3页）

。

他喜欢猫头鹰，钱玄同送他外号“猫头鹰”

，传神之至。

后来，他受钱玄同影响，重新投身新文化运动，并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和北京大学兼职讲师。

1918年5月，他首次用“鲁迅”

的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石。

郁达夫评价鲁迅的文章说：“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

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

在中国，鲁迅是一位地位独特的作家，他的作品引起的正反两面评价之多、之极端，不但是新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学史上罕见的。

大多数人都认同，他文笔犀利，思想深刻，是“新文学”

的奠基人。

德国著名汉学家顾彬说：“鲁迅是（中国）20世纪无人可及也无法逾越的作家。”

然而，鲁迅生前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因而受到国民政府的严重打压。

与之相反的，毛泽东则评价他是现代中国的“第一等圣人”

，“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

陈独秀曾评价说：“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这位老文学家终于还保持着一点独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轻易随声附和，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国民性批判

纵观鲁迅一生的创作，国民性批判可以说是他最重要的思想之一。

这是鲁迅式洞察一切的“冷眼”

所在，“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

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

。

许寿裳曾说，鲁迅近六百万字的著译，都是针砭国民性弱点所开的方剂。

鲁迅曾一再慨叹，“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

，只是浑浑噩噩地过日子，因而一再主张把英国人斯密斯写的《支那人气质》翻译过来，作为研究自己的参照物。

《阿Q正传》是鲁迅国民性批判的小说形态，鲁迅通过对“精神胜利法”

为代表的阿Q性格的刻画，全方位展开了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

直到晚年，鲁迅在与内山完造的对话中，仍沉痛地指出：“中国人全都得了病，得的是马马虎虎的病。”

然而，改造国民性，谈何容易？鲁迅体味最深，不免悲愤地慨叹，“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

林毓生认为鲁迅的思想非常深刻，但不能实践，而这一认识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同。

熊培云公开表示，“我是打心底不认同‘国民性’这个词。

……所谓的国民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是变动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