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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 一生为故国招魂（第2页）

不同于西方学问的分门别类，互不相关，中国的经史子集四部，是治学的四个门径，入门后，触类旁通，最后融而合一。

当时学术界正流行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钱穆对他的观点十分怀疑，用缜密的考据证明康有为的观点是错误的。

1930年，钱穆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轰动一时，一扫刘歆编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了以史治经的新路子，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各大学的课程原来都采用康有为的学说，这年新学年开学纷纷停用，开始采用钱穆的观点。

正是在这一年，钱穆在顾颉刚的大力推荐下，应聘到燕京大学任教，从此人生发生重大转折。

1931年，钱穆正式应聘北京大学，成为北大教授。

钱穆刚到北大，又接到清华聘书，燕京大学和师范大学也坚请他兼课。

盛情难却，钱穆只好在4个大学之间奔波。

在北京4所著名大学执教，他却是一个连高中都没有毕业的自学者，一时名动北京。

此时的钱穆只有36岁。

北胡南钱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

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

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

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大课堂的神志。

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

“几如登辩论场”

，他与胡适都因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在学生中即有“北胡南钱”

之说。

钱穆在讲课中，也随时联系、批评胡适的一些论点，常说：“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

学生们或主胡说，或赞钱说，彼此争论不断。

有一次，赞同老子晚出之说的同学认为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

，胡适愤然地说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

不过他的态度仍很客观，随后又对同学们说，“在大学里，各位教授将各种学说介绍给大家，同学应当自己去选择，看哪一个更合乎真理。”

钱穆与胡适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问题上观点相异，时有争辩。

具体学术分歧尚属表面，深层原因是钱对胡的“新文化”

主张不以为然，他后来甚至认为，中国思想界“实病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

，如“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文化）必遭排斥”

，贻害深远。

温情与敬意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联大时时躲避不断空袭的混乱中，开始准备撰写《国史大纲》。

他把自己关在远离昆明70公里的宜良县岩泉寺里，每天笔耕不辍，用了一年时间才大致完成书稿，并于1940年出版。

他强调，“国民当知国史”

，由此方能建起信仰。

因而，他倡导对“本国以往历史”

，须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