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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才不会产生“偏激的虚无主义”
。
1949年,钱穆到达香港后,即创办新亚书院,收留战乱流离的学生。
他秉承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经世救国的抱负,曾坦言:“我创办新亚的动机,是因为当初从大陆出来,见到许多流亡青年,到处彷徨,走投无路,又不是人人都有机会到台湾来,而我觉得自己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怎忍眼看他们失学。”
新亚之名,即为钱穆提倡“新亚洲”
的志愿,以此为在香港的中国人争取稍微光明的未来。
之后,崇基、新亚、联合3家书院合并时,钱穆坚持国家民族立场,向英国政府极力争取,提议在香港这个特殊地区,使用中文作为新大学的名称,这便是现今的香港中文大学。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一生以教育为业,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严耕望等人皆出门下。
钱穆10岁时,中学的一位体育教师曾告诉他,《三国演义》之类的书籍“可勿再读”
,因为“此书一开首即云:‘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一治一乱。
’此乃中国历史走上了错路,故有此态。
若如今欧洲英、法诸国,合了便不再分,治了便不再乱。
我们此后正该学他们。”
此番话给年幼的钱穆以极大的震动,从此“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
的问题“围困”
了钱穆的一生。
他最终回归到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
他生前多次指出:“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
钱穆一生著述54部,共计1700多万字。
晚年目盲,依赖夫人胡美琦查阅旧籍,引述成文。
稿成后,再请夫人诵读,口授订正。
最后一部著作《晚年盲言》就是这样诞生的。
钱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临终前3个月口授,由夫人记录整理而成,表达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最终信念。
他对儒家“天人合一”
这一最高命题“专一玩味”
,并因自己最终彻悟而感到快慰。
这是他的晚年定论和临终遗言。
1967年10月,72岁的钱穆偕夫人迁居台北。
在蒋介石的高度礼遇下,他们住进了外双溪东吴大学旁一栋雅致的别墅式两层楼房,该楼由胡美琦亲自设计,钱穆取名“素书楼”
。
1986年钱穆生辰那天,91周岁的他在素书楼里为弟子们上了“最后一课”
,并留下最后的赠言:“你是中国人,不要忘记了中国!”
此时的他,犹如50多年前,在北大的阶梯礼堂里,面对着300多青年学生**洋溢地讲授中国通史课一样,依然是神定气足,双目炯炯。
那眼睛里的光芒,好像把在场的所有人的心都照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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