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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成 辽代的一块木头（第3页）

梁思成记录着一路的艰辛：“我们骑驮骡入山，在陡峻的路上，迂回着走，沿倚着岸边，崎岖危险。

田陇随山势弯转，林木错绮。”

在险峻的山路上走了两天，梁思成一行终于来到台外的豆村，“佛光真容禅寺”

赫然出现在眼前。

他们怀着“咨嗟惊喜”

进入佛光寺大殿，经过几天艰苦的工作，终于发现了殿内梁底隐约的墨迹，确认这座古寺建于公元857年，唐代大中年间。

这是梁思成多年考察来，唯一见到的唐代木建筑，“不但是国内古建筑的第一瑰宝，也是我国封建文化遗产中最可珍贵的一件东西”

。

辽代的一块木头

抗日战争爆发，梁家开始了辗转流亡的生活。

1941年年初，在昆明生活了3年后，他们随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若干机构，来到长江上游的李庄。

不久，因为肺病暴发，林徽因卧床不起，而在这个偏远的山村，他们最终度过了5年的时间。

身处国恨家仇之中的梁思成，曾以“一个冷静的历史主义者，一个立足于人类而拥抱文化的‘世界主义者’”

的立场致信美国军方，希望他们空袭日本时，能够为全人类至少留下奈良和京都这两座古城。

后来，日本古建筑学者福山敏男这样评价道：“梁思成先生是我们日本的大恩人，是他在二次大战中向美国提出了保护奈良和京都的建议，我们的古都才得以免遭滥炸而保存下来。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

1944年，梁思成开始撰写《中国建筑史》，此时，身体的病痛折磨着他，脊椎软骨硬化使他不得不经常穿着铁马甲工作。

在林徽因、莫宗江、卢绳等人的协助下，这部由中国人自己编写的巨著终于完成。

梁思成根据大量的实物和文献资料，第一次按中国历史的发展，将各时期的建筑分门别类地做了详细的叙述与分析。

这些叙述和分析远远超过了过去外国人对中国建筑的研究水平，达到了前人所没有达到的高度。

1946年，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同时邀请梁思成前去讲学，他还应邀参加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

鉴于他在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普林斯顿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并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创造性的建筑师，同时又是建筑史的讲授者，在中国建筑的历史研究和探索方面的开创者和恢复、保护他本国的建筑遗存的带头人。”

他本人则如是说：“我也是辽代的一块木头。”

1953年5月，北京市开始酝酿拆除牌楼，对古建筑的大规模拆除开始在这个城市蔓延。

为了挽救四朝古都仅存的完整牌楼街，使其不因政治因素而毁于一旦，梁思成与时任北京市市长彭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被气得当场失声痛哭，悲愤地说道：“现在你不采纳，50年以后，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

梁思成以一己之力阻挡不了拆除的脚步，他无不痛苦地感叹：“拆掉一座城楼，就像割掉我的一块肉；扒掉一段城墙，就像剥掉我的一层皮！”

学者谢泳曾在《梁思成百年祭》中写道：“错批一人，多生几亿，这是说马寅初的。

错批一人，少了名城，这是说梁思成的。”

1955年，51岁的林徽因因病去世，“万籁无声，孤灯独照”

，金童玉女的美好爱情不复存在。

7年后，晚境凄凉的梁思成与比自己小27岁的林洙结婚，一时引发流言四起，乃至众叛亲离，而两人惺惺相惜，依旧坚定地选择在一起。

1972年，梁思成去世，档案学出身的林洙开始整理他留下的资料，从未停止，她曾无比感恩地说道：“我从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并感谢上帝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

也正是在这一年，费正清、费慰梅夫妇再次来到中国，整整40年过去了，物是人非，令人唏嘘不已。

曾经青春洋溢的挚友梁思成与林徽因夫妇，留下的只是泛黄的照片与落寞的身影，而当年曾让费正清夫妇欣喜不已的四合院风景，也只能到那些正摇摇欲坠的胡同里去寻觅与凭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