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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发挥了中国儒家的基本精神”
且“利用现代科学知识”
,力图为人类寻找到最理想的教育之道。
对师生关系,潘光旦有句名言:“学校,犹水也,师生,犹游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
大鱼先导,小鱼尾随,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他曾写过一篇《国难与教育的忏悔》,认为近代以来所谓新教育,有很多地方对不起青年和国家。
“教育不知做人做士为何物,因而应该忏悔”
,他说,国难的形成自有其内因外缘,若就内因来说,与当时的国民素质有很重要的关系,而归根结底,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因为它忽略了教育一般国民做人做士的根本使命。
潘光旦发现,“社会教育”
“教育的目的是社会的”
“教育必须配合社会需要”
—这些说法乍听起来颇有些冠冕堂皇,然而正是这些冠冕堂皇的说法及做法,才使教育误入专业化、技术化歧途,而不是他心目中“健全的、完整的人”
的教育。
真正“自由的人”
,“自知者明,自胜者强”
。
他明确提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完成一个人,教育的最大目的是促进个性发展,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受教育者完成“自我”
,把自我推进到一个“至善”
的境界,成为“完人”
。
位育概念的标本
老同学梁实秋视潘光旦为“所敬爱的人物”
,费孝通称他的性格是“牛皮筋—屈不折,拉不断,柔中有刚;力不懈,工不竭,平易中出硕果”
。
潘光旦服膺孔子的中庸之道。
孔子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安所遂生,是一切生命的大欲。
他认为,一切生命的目的,在于求位育,即安其所,遂其生。
费孝通称赞潘光旦,“他的人格就是位育概念的标本”
,“先生用了毕生之力,不顾身体上的和社会上的种种常人难以克服的缺陷和劫难,坚持学习各项先进的学科,去认识人的生理和心理基础,人的社会行为和规范,以及对人处世的法制和伦理道德,力图为人类寻求一条‘中和位育、遂生乐业之道’”
。
费孝通晚年写了一系列师友回忆文章,不断地试图诠释上一代学者的做人原则与学术探索精神。
作为第二代学者的他,曾不无伤感地指出,他的这一代人“在做人的问题上要个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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