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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生活后五年（第3页）

这首诗才气纵横，富于新意，无异龚自珍。

是日语堂没有到，鲁迅事后对我说：“语堂太小心了。”

记得鲁迅刚由广州回上海不久，语堂在《中国评论周报》发表一文Lusin，当然深致赞扬，尤其对于他在广州讲演魏晋风度，称其善于应变。

有一天，我和鲁迅谈及，鲁迅笑着说：“语堂我有点讨厌，总是尖头把戏的。”

后来，语堂谈小品文而至于无聊时，鲁迅曾写信去忠告，劝其翻译英文名著，语堂不能接受，竟答说这些事等到老时再说。

鲁迅写信给我说：“语堂为提倡语录体，在此几成众矢之的，然此公亦诚太浅陋也。”

是年四月，鲁迅迁居北四川路大陆新村九号，来信说：“……光线较旧寓为佳，此次过沪，望见访，并乞以新址转函铭之为荷。”

他住在这里一直住到死，这是后人应该永远纪念的地方。

近年来，鲁迅因受禁锢，文章没有地方可以发表，虽则屡易笔名，而仍被检查者抽去，或大遭删削。

鲁迅说：“别国的检查不过是删去，这里却是给作者改文章。

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这才改行做官的，现在他却来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

即使在删削的时候，也是删而又删，有时竟像讲昏话，使人看不懂。”

鲁迅有时也感到寂寞，对我详述独战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

我默然寄以同情，但我看他的自信力很强，肯硬着头皮苦干。

我便鼓励着说：“这是无足怪的，你的诗‘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已经成为两间余一卒，挺戟独冲锋了。”

相与一笑。

鲁迅说：“章先生著《学弊论》所谓‘凡学者贵其攻苦食淡，然后能任艰难之事而德操亦固’，这话诚然不错，然其欲使学子勿慕远西物用之美，而安守其固有之野与拙，则是做不到的。

因为穷不是好事，必须振拔的。”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日本的大学多用为教本，所以有增田涉的译本。

其工作颇诚恳不苟，开译之前，特地来上海，亲就鲁迅寓所听其讲解，每日约费三小时，如是者好几个月。

回国后，即整理笔记，开始翻译，有疑难时，则复以通讯请益，凡二年而始脱稿。

印刷装订，均极华美。

出版后，增田氏以两册赠鲁迅，鲁迅即以一册题字赠我，并且笑着说：“我的著作在自己本国里，还没有这样阔气装璜过的。”

鲁迅一生做事最大目标是为大众，为将来。

故于大众艺术和大众语文，晚年最所致力。

（一）大众艺术，可以他的提倡木刻为代表。

他不但创办木刻讲习会，自己担任口译，不但广搜现代欧洲的名作，开会展览，连我国古书中的木刻，有可给青年学子作参考材料的，也竭力搜罗善本而印行之，例如陈老莲的《博古叶子》，他写信给我说：“有周子竞先生名仁，兄识其人否？因我们拟印陈老莲插画集，而《博古叶子》无佳本，蟫隐庐有石印本，然其底本甚劣。

郑君振铎言曾见周先生藏有此书原刻，极想设法借照，郑重处理，负责归还。

兄如识周先生，能为一商洽否？”

我因为子竞在上海，便函托蔡先生就近商借。

又鲁迅对于青年木刻家，一方面鼓励，一方面予以不客气的批评，《鲁迅书简》中关于讨论木刻的很多，例如给李桦的诸信，言之甚详。

（二）大众语文，鲁迅发表了许多篇，如《汉字和拉丁化》《门外文谈》《中国语文的新生》《关于新文字》和《论新文字》。

现在摘引一段如下：

现在写一点我的简单的意见在这里：

一、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

二、所以，要推行大众语文，必须用罗马字拼音（即拉丁化，现在有人分为两件事，我不懂是怎么一回事），而且要分为多少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