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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考古队长 发掘最早的中国八间房丛书访谈（第3页）

▍　1910年代，徐旭生先生留学法国

▍　“夏墟”

调查初步报告

可以这样讲，专家学者提出的每一种观点都有其道理和依据，而几乎每一种观点所依凭的证据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证来。

只不过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备一说，代表一种可能性，你说服不了对方，对方也辩不倒你而已。

用一句稍显正规的说法就是，这一问题暂时还不具有可验证性。

由于迄今为止没有发现像甲骨文那样可以确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当时的文字材料，二里头的王朝归属问题仍旧是待解之谜。

说到底，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

以往的相关讨论研究都还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

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

应当指出的是，在考古学家致力解决的一长串学术问题中，把考古学文化与历史文献中的族群、国家或者王朝联系起来，进行对号入座式的整合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

暂时不知道二里头是姓夏还是姓商，丝毫不影响我们对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的认知。

说句实在话，这也不是考古学家所擅长的。

尽管怀抱“由物见人”

的理想，但说到底考古学家还是最擅长研究“物”

的。

对王朝更替这类带有明确时间概念的、个别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学家的强项。

考古学的学科特点，决定了它以长时段的、历史与文化发展进程的宏观考察见长，而拙于对精确年代和具体历史事件的把握。

如果扬短避长，结果可想而知。

相关讨论至今久讼不决，莫衷一是，已很能说明问题。

八间房：对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您将其与20世纪发现殷墟等量齐观，那么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中国古代早期文明的认识有哪些重大意义呢？

许宏：如果说殷墟达到了中国青铜文明和早期王朝文明的极盛，那么二里头则具有开启这个新时代的里程碑的意义。

我们把视野在时空两个方面放得更远一些，就可以清晰地认识到二里头在华夏文明史上的位置和历史意义之所在。

在东亚大陆，从大体平等的史前社会到阶层分化、国家形成的文明社会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

在被中国古代文献称为“王朝”

的夏、商、周三代广域王权国家形成之前，黄河、长江等流域各区域文化独立发展，同时又显现出跨地域的共性。

这是一个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竞争的阶段，北京大学的严文明教授把它称为“龙山时代”

（相当于公元前3000—前2000年）。

根据最新的考古学和年代学研究成果，这一时代的下限或许可以下延至公元前1800年左右，与二里头文化相衔接。

这个时代，有人称为“邦国时代”

，也有人称为“古国时代”

“万邦时期”

等，意思大致相近，指的都是“小国寡民”

式的社会组织共存的时代。

这一邦国时代，与王国时代（夏商周三代王朝）和后来的帝国时代（秦汉以至明清），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史的三个大的阶段。

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实体因兼并而从多到少乃至归一，而中心王朝的统治与影响范围日益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