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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燕京书评访谈（第1页）

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燕京书评》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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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考古学似乎是象牙塔里的学问，它高深莫测，距离公众很遥远。

考古学者的著述最主要的是考古报告，读者仅限于考古学同行和历史研究者。

考古学者一头扎进考古工地，整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与公众相往来。

尽管每年的“十大考古新发现”

也有媒体报道，但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颇有崖岸自高、孤芳自赏的姿态。

包括岳南在内一些作家所写的考古发现类纪实著作，尽管也有一批读者瞩目，但专业的考古学者很少直接面向公众写作或交流。

作为社科院考古所二里头考古队前队长（1999—2019年），许宏改变了这一现象。

在专业的考古报告之外，他以深厚的学术积累和长达30余年的考古发掘经验，直接写作面对公众的普及型著作，此前出版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等著作都备受好评。

此外，他还开通微博，长期与公众直接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100多万粉丝，是不折不扣的大V。

近日，许宏的著作《发现与推理》面世。

本书隐含着许宏作为一位资深考古人的学科反思：考古，需不需要有想象力，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运用想象力？假如没有想象力，很多考古发现便无从谈起；然而，过度解读甚至误读，又往往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考古学者该如何与无言的地下遗迹进行对话？这不仅依托于文物的发现，考古学者自身的专业敏感与推理能力也很重要。

书中追述了几场重大考古事件的始末，不仅以亲历者的视角，呈现出考古现场的复杂性和魅力，也对几则著名的考古“悬案”

重新展开考察，以专业者的慎思明辨澄清了其中的是是非非，提炼出极具启发性的学术思考。

◎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从阳春白雪到公众考古

燕京书评：在你之前，很少有考古学者以专业为背景，写作一些普及型的考古研究性著作，你的《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大都无城》引发了读者的很多好评，而这本《发现与推理：考古纪事本末（一）》也让人读起来津津有味。

我感觉，你写这类著作，潜在意味似乎是倡导一种理性、客观地认识中华文明、认识中国历史的态度。

你具体是怎么想的？

许宏：一些出版人说，现在跟考古相关的书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阳春白雪，像我主编的《二里头（1999—2006）》，5大本，卖2000块钱，印上1000套出头，全球范围内就不用重印了。

这种书跟公众没有关系，但它是考古人安身立命之本。

第二种，就是把各种中国考古大发现攒起来的书。

第三种介于二者之间，就是像我这样田野一线的考古人撰写的考古发现背后的故事，这类书虽然不多，但从社会效应来说，好像很看好，好多出版人都希望能出这样的书。

我自己认为，写这一类书是时代的产物。

你之前也采访过考古学界的一些老先生，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考古学处于一个剧烈的转型期，除了学科内部的若干变化外，那就是从象牙塔学问转向面对公众。

这在我个人身上具有典型性。

今年，正好是中国考古学诞生百年。

在百年前，考古学是作为一个显学出现的，因为它诞生于古史辨和西风东渐的氛围下，在故纸堆里已经没法进行文化溯源的工作了。

而当时需要解答的大问题是：我是谁？我是怎么来的？中国是怎么来的？中国考古学，恰恰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

本来，考古学首先应该回答公众特别关注的问题，但在后来这几十年，我们花了大量的功夫在做这种解读无字地书——就是如何来做话语转换的工作，如何土中找土，做土遗址的发掘研究。

我们的前辈（包括我们在内）那几十年都在这个探索过程中。

这样就给人一种感觉，我们逐渐钻进了象牙塔。

随着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衣食足然后知礼节，全民的文化素养普遍提升（当然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过程，现在相当地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