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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燕京书评访谈（第2页）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面向公众的考古学。

但是，我当时就认为，这并不是所有考古工作者都需要考虑的问题，只要一部分人考虑就可以——像我这样执着于田野、在学术风格上严谨到偏于保守的考古人，好像不在其中。

尽管以前我是一个怀有作家梦的文学青年，但严肃的学科专业训练把这点文学色彩几乎消磨殆尽——因为考古报告编写是“八股”

，不允许用过多的形容词和带有文学色彩的文字。

我的文学偏好，就被压抑了。

随着1999年我被任命为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加上大的社会形势下公众考古开始萌芽，我作为一个考古人越来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被唤起。

在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立30周年之际，有校友组织出版了一套书《三十年三十人》，我的笔谈是《发掘最早的“中国”

》，不料受到好评。

考古学本来特别专精，是象牙塔的学问，能够得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学者的认可，这多少有些出乎意料。

考古学搞的这些东西，和其他兄弟学科一样；如果再提高一个层次的话，大家做的都是人学，是关于人的学问。

古今一理，大家考虑的问题相同，这给了我信心。

与此同时，科学出版社文物考古分社的社长闫向东先生也找我约稿。

他是考古专业毕业的，我们本来有关于学术的合作项目。

他积极地鼓动我，写面向公众的考古学图书，希望搞成一个“考古队长讲故事”

系列。

我说，我安身立命的资本是写考古报告，这些东西我不太感兴趣，也没有时间和精力。

但他说，这不矛盾，可以相辅相成。

然后，我说有没有样书可以借鉴，他说没有，你写出来就是样书。

从2007年到2009年，我就写了《最早的中国》。

科学出版社把它作为新中国成立60周年的献礼书。

尽管这本书形式上是生动活泼的，但我作为学者，学术态度上是严谨甚至是偏于保守的。

以上述笔谈和这本小书为契机，我一发而不可收，就这么写下来了。

我从中意识到，自己有一定的话语转换能力，能够把阳春白雪的东西讲明白。

当然，《最早的中国》比较青涩，后来这几本也偏学术，像《大都无城》我都没敢想，居然被“华文好书”

评为“评委会特别奖”

，获奖理由大致是说，都邑布局虽然是一个小侧面，但牵动了中国历史的大脉动。

这个评价，让我觉得外边天地很广阔，后来就逐渐“出圈”

了。

2009年元旦开始，我就玩起了博客，这样就又打开了一个窗口，跟公众一起来谈考古。

作为一个严肃的考古人，我希望把真实的一面，包括考古人的思考，考古究竟是做什么的等方面的东西告诉大家。

你暂时不懂，暂时读起来有些难度都是很正常的，但我不能媚俗，我要把其中的逻辑甚至常识、学理或者推导过程呈现出来，我得告诉你考古人究竟是在怎么迫近历史的真实，我们的长处、缺陷和不足在哪儿，我们能够说清楚什么，不能够说清楚什么。

我希望从这个角度来跟大家交流。

在微博上，平时大家就说，许老师的微博是知识帖。

我发的肯定是知识帖，我知道的我会马上回答你，不大清楚的我查一下资料，我会告诉你这个东西应该怎么看，甚至告诉你出处，这些东西是靠谱的。

但是，我还觉得有点不足，我说我那岂止是知识帖，我那是思想帖，充满着我对学术精神和方法的认知。

我一直在谈的是思想问题。

◎搅局者许宏：二里头与夏都之间的是非争议

燕京书评：你从1999年至2019年任社科院二里头考古队队长，你不赞同地方政府直接以“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