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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燕京书评访谈（第9页）

燕京书评：很多人纠结于夏代是否存在，其深层的心理或许在于，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习惯的说法是我们有5000年文明，但现在能够确认的大约只有3700多年，因此希望坐实夏代，既可以让5000年文明的说法当之无愧，也能够印证司马迁《史记》以及其他典籍的记载。

作为考古学者，你怎么看这件事？

许宏：我们有这样的证史情结，像对曹操墓的追捧，这都可以理解。

但是，一般说5000年的文明古国，像《易中天中华史》从3700年开始说，就引起了许多人的不适，然后有人问我该怎么看。

我说，作为一个靠谱的考古人，我要告诉你，易中天先生这是实说而非胡说，他是吸纳了包括我在内的考古人的研究成果，把二里头这个广域王权国家，在东亚大陆上第一次出现的核心文化这样一个大的政治实体作为中华文明史的开端，这无可厚非。

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对错正误的问题，大家都是推论和阐释。

比如说，我把二里头作为最早的中国、中原中心的开端，但偏于文献史学的学者，也可能说西周才奠定了中国的版图，这根本就不矛盾。

文献史学界的学者认为考古学者还有点冒进，但在考古界更多的人认为我偏于保守。

把最早中国文明的形成放到了龙山时代，放到了陶寺，放到了尧舜禹，甚至提早到一万年前的农业起源，都没有问题，提早到几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也没有问题。

但是，那有意义吗？什么叫“中国”

，非常复杂，这是个概念界定的问题，历史的、地理的、族属的、文化的、国家层面的概念，中国是变动不居的，如果我们认可中国是一个历史事物的话，那么它一定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

所以说，我把对二里头的认知，把“最早的中国”

形容为一个生命体的婴儿呱呱坠地，那么你认为二里头之前的陶寺、龙山甚至仰韶时代是最早中国的形成，那就相当于母腹中的胚胎成形，甚至**和卵子的碰撞，甚至你认为父方和母方任何一方的出生，才是新生命体诞生的前提，那都没有问题。

◎如果一种文明不是杂交，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了

燕京书评：你认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的最新测年结果显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是公元前1750—前1520年。

专家对三星堆遗址6个坑的73份炭屑样品使用碳-14年代检测方法进行了分析，对年代分布区间进行了初步判定：推断三星堆4号坑距今3200—3000年，属于商代晚期。

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时间差，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大致相当于二里头文化晚期甚至末期，也就是不早于公元前1600年。

你也认为，青铜潮的传播在5000年前就是全球化；三星堆出土的面具、金杖、青铜神树则显示，三星堆文化还受到中原以外的文明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流传至今的中华文化，从诞生发展至今，本身就是多重因素结合的结果？如果如此，那么它的核心主体是如何建构起来的？

许宏：这几天，我对三星堆的相关问题做了一些解答。

这些问题，在我那几本已经出版的小书里，尤其是下个月出版的《东亚青铜潮》里都涉及了。

我一直在讲，中国从来没有自外于世界，我们本来就是人类的一个组成部分。

说一句不大好听的话，不能认为全人类之外还有一群更聪明的中国人——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欧亚大陆，根本就没有足以阻隔人类活动的自然天险。

连旧石器时代的人，几万年前的人都能走出非洲，然后以一年4公里到5公里的速度扩散。

欧亚大陆西部，当战车和青铜发明之后，扩散速度就更快，可以达到一年100公里左右吧。

工业革命之后，先有火车再有飞机，整个文明的发展是加速度的。

在这种情况下，什么东西是我们完全在极度闭塞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发明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还强调，全球史的研究只能上溯到五六十年前，之前无论我们的天朝上国加“蛮夷戎狄”

论和欧洲中心论都是区域史，把地球和人类当成一个整体认知，才有多少年的时间？历史为什么一直要重写，就因为基本材料和基本史观都在变。

比如说，从龙山文化到殷墟时期上千年的时间里，小麦、绵羊、黄牛，车和用马驾车的习俗，用骨头占卜的习俗，像殷墟大规模杀殉的习俗，亚字形的四个大斜坡墓道等，都从来没有在中原见到，甚至连甲骨文我们都没在中原地区找到确切的线索。

这些东西有一些是传来的，有一些可能受到了哪种发明理念、思想方面的刺激，然后我们又因地制宜地创生出了一些新的文明形态。

外来因素的影响和刺激，在世界各地都很正常，没有哪个地方非常纯净。

如果你特别纯，如果一种文明不是杂种，早就退出历史舞台，成为过早夭折的木乃伊了——这个概念必须要有。

好在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的文化自信越来越强。

2018年5月28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召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

新闻发布会上，就有这样的结论：“中华文明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了外来文明的影响，源自西亚、中亚等地区的小麦栽培技术，黄牛和绵羊等家畜的饲养，以及青铜冶铸技术，逐步融入中华文明之中，并改造生发出崭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