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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最重要的意义不在于确认夏代燕京书评访谈（第8页）

也就是说，考古学文化只是一堆东西的组合，而这堆东西与其背后的人群在主观认同层面形成的族群和政治集团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对应关系，就是极为复杂的问题。

在大的学理和大的逻辑上，历史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等早就已经指出这类问题了，形而下的器物和形而上的族群认同两者之间能不能画等号、比附是不是成立都存在很大的问题。

中国考古学学科内部研究范式的转型，就是从注重文化史的研究转型为社会考古的研究。

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从注重盆盆罐罐这些物的分期和文化谱系，转变到对当时整个社会做全方位的研究，从注重动产到开始注重不动产，尤其注重背景关系的研究。

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所以我的两代前任，二里头考古队之前的队长赵芝荃先生和郑光先生，在我接手二里头之前的40年里，他们建构起了扎实细腻的以陶器分期为基础的文化谱系框架，这得到了学界的公认，是以后我们所有研究的基础，我们要感恩他们；他们的团队，发掘了1号宫殿、2号宫殿、铸铜作坊和若干出土青铜器和玉器的贵族墓，奠定了二里头在中国文明史上的重要历史地位。

这是他们的两大业绩。

▍　二里头6号基址发掘现场

但是，从不动产的角度，从社会考古角度全方位来看都邑布局，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我带领的团队从1999年开始着手的。

这根本就不是我个人的聪明才智，而是整个学科发展到了这个阶段，大家在共同思考大遗址的发掘研究该怎么做。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念想，还没有进入老先生法眼的那些更为重要的东西，比如人地关系、聚落形态、生产生计、社会结构……这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

我跟随徐苹芳先生做城市考古，对3000多年前的中国早期城邑、城市的发展有了一个“通”

的感觉，历史给了我这样一个解剖二里头都邑这只麻雀的机会，让我掌握这样一个大遗址，又适逢中国考古学的学科转型期，才有了这样的认知。

如果这么看的话，我们的研究重点和二里头本身的重要性，岂止在于夏呀！

夏王朝是我们的一种情结，被看作华夏族群的“成丁礼”

，我们企图把这个“夏”

存在1000多年之后，战国到汉代人的追忆变成信史。

我一直说，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很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这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考古人，我们当然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把“非”

字去掉，使它成为真正的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那需要跨过不可逾越的门槛。

要确认文献中具体的古代国家和族群，那就必须有扎实的内证性文书类的证据，但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我不能说为了找这样的文字，别的探索工作什么都不干了。

在二里头还没出现文字之前，这20多年难道我们无所作为吗？什么是考古学的强项？什么是二里头作为历史文化遗产的真正价值？我在2019年就主动辞去队长职务了，我在大会上向大家告别时说，我相信在年轻学者手中，二里头考古必将展现出新的辉煌。

但完全可能仍然没有发现文字；在没有发现文字的情况下，二里头仍然能展示新的辉煌。

这就是我大体上的认知。

二里头陶片上一些单个的刻划符号，大部分学者不认为那是文字，只要不是复数的文书，就无法表现内容甚至思想。

我个人也不认为那是文字，但我又相信像二里头这么复杂的社会实体，它应该有文字，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要稍做订正的是，“证实夏代的存在”

之类表述，不是二里头考古人能够解决的问题。

二里头即便发现了内证性的文书材料，也只是可能把这群不会说话的遗存和古代文献所载国族对应了起来，解决大家关心的二里头究竟姓夏或姓商的问题，但不能排除其他遗存属于夏的可能性，不能证实或证伪夏代的存在。

夏，大概率是存在的，但它是否已是后世文献中描述的与商周一样的庞大王朝，还是要存疑的。

▍　二里头陶器刻符

曾有网友问：“孩子问起夏，该如何回答？”

我当时的回复是：“夏王朝，还处于传说时代，我们是从比它晚千年以上的东周到汉晋时代人的追述中知道夏的。

一般认为，考古学上的中原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可能是夏王朝的遗存。

这个问题，还没有定论。”

这么表述，能让孩子们及其家长明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