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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章中我们不关注概率在掷色子、赌场赌博和其他在自然科学中的种种应用。
这一章中为了展示概率的普遍存在,我找出了它在法律、社会科学、体育运动和经济学中的应用。
法律事务
尽管20世纪最著名的英国法官之一——丹宁勋爵(L)有一个数学学位,但是很少有律师对概率抱有好感。
有关概率这门学科有关的措辞在法庭中被自由使用,这应该是令人震惊的。
在民事案件(例如诽谤案件)中,陈述“概率是均衡的”
就相当于明确地将分割线设在了50%。
但是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在陪审团“确认”
有罪后他们才能定罪。
在数字上没有共识。
其中一些人在她们80%确定有罪时定罪,另一些人会在95%或者更高时确定。
这些明显是主观概率。
而且尽管无论在什么样的罪行判定中都使用相同的措辞,有些人会对相对较小的罪行采取较低的证明阈值。
这也就是为什么比起逃票,恶性谋杀案更难以定罪。
假设一名专家证人做证说被告的DNA与在案发现场找到的DNA相符,而后者与随机选取的一个无辜者相符的概率是几百万分之一。
陪审员们对这个证词的理解可能存在两个不同的问题。
第一个是他们也许会认为证词等价于说在犯罪现场发现的DNA不属于被告的概率是几百万分之一。
第二个是他们会将所有这些很小的数字等量齐观,即使一千万分之一与十亿分之一的一百倍是不同的。
第一个问题被称为“检察官谬误”
(prosecutor’sfallacy)。
很明显这个错误就相当于认为已知DNA相符的情况下无罪的概率,与已知无罪的情况下DNA相符的概率,是相等的。
这是个逻辑上的无稽之谈。
已知轮盘赌轮是公正的时候,转到0的概率与转出了0的情况下赌轮公正的概率并不相等。
向陪审团提供与犯罪现场DNA相符的市民的数量会避开这个陷阱。
在有大约6000万人口的情况下,如果相符的概率是两百万分之一,就会有30人左右相符;如果概率是两千万分之一,大约有3个人相符,不太可能超过半打。
但是不要忽略了“随机选取”
这句话:与罪犯亲缘越近的人,越可能相符,这个证据对被告不利的程度就越弱。
通过考虑到贝叶斯公式计算证据有效性的方法,可以避免第二个错误。
在这个证据呈递之前,你对被告是否有罪有一定的看法。
如果证据出现的可能性在有罪时是无罪时的10倍,那么有罪的赔率就会在证据出现之后乘以10;如果证据出现的可能性在无罪的时候是有罪的时候的3倍,那么有罪的赔率就会减少到原来的13,以此类推。
在存在DNA证据的情况下,假设有罪时证据出现的概率经常是100%,这就让证据的影响变得清晰起来:有罪的赔率就应该乘以那个是“几百万”
的具体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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