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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与现代性（第2页）

然而，他并不关心认识论的问题。

他在他的第一部作品《纯粹理性批判》（1781，于1787年再版）中已经将自由作为讨论的中心，接着又在“第二部批判”

《实践理性批判》（1788）以及《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1785）中继续发展这一观点。

1790年，康德出版了他的“第三部批判”

《判断力批判》，此书主要探讨了目的论（一种认为自然自有其安排和目的的观点），以及自然和艺术之美。

那么，康德处理的各种问题之间又是如何互相联系的呢？现代科学越来越专业化，其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将自然分解为特定的组成部分进行分析，并引起一种分崩离析之感。

从前的哲学和神学都认为，在多种多样的自然现象之下隐藏着一种统一，休谟将这种统一的来源变成了哲学的主要问题。

康德也尝试建立一种新形式的统一，以替代那些如今已站不住脚的过时论点。

但是他并不只关心科学知识，也关心社会的道德基础，以及无法用科学的法则来解释的与自然的关系。

这三部批判可以视作是在探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现代，当科学、法律和道德以及艺术之间的关系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时，它们各自的领域是如何变得越来越有别于彼此的。

“先验唯心主义”

在康德生活的时代，“唯心主义”

与贝克莱[5]（GeeBerkeley，1685—1753）主教的“存在即感知”

这一观点密不可分：除非被感知到，不然我们怎么能确定一件事物是否真的存在呢？但是，康德坚持认为，他的“先验”

唯心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现实主义”

，因为它假设事物独立于我们的感知而存在。

这样的观点很有可能会令康德陷入自相矛盾或互相抵牾的境地。

先验唯心主义的目标是在主观性方面为客观性提供基础，这一事实更是加固了这种矛盾的印象。

自然法则的客观必然性依赖于主观层面的知识的“可能性条件”

：这些条件指的正是他的认识论中的“先验”

方面。

这些条件是主观的，因为它们是我们思考的功能，它们一定会包含必然性，而不仅是随意的主观想法。

所以，康德想解释的其实是，知识——他以牛顿的运动定律为例——既取决于世界对我们的影响，也取决于头脑对影响的决定。

其中有一个潜在的问题，那就是究竟哪些知识属于主观方面，哪些属于客观方面，这一问题是（且仍然是）现代哲学中最具争议的焦点。

例如，当今有部分哲学家认为，大脑是一个硬件，它可以运行那些思考时必需的软件，这样这个软件便能被电脑的机制实例化。

从这方面来看，主观的知识便能够从因果关系上进行解释。

另一方面，“意向性”

，即思考是“关于”

事物的思考，这一事实意味着领会由各种客体组成的事物本身，不可能与它所领会的客体相同。

这一点对于康德至关重要。

意向性让我们得以对某个事物产生不同的判断，而不同的判断又可以“被视作”

潜在的无数个事物。

在这个问题上，无论哲学争论的真理究竟是什么，人们就其所采取的立场都会影响到人类对自己的看法。

那么，康德究竟为什么会走上先验唯心主义的道路呢？理由就藏在他的名言“没有内容的思想是空洞的；没有概念的直觉是盲目的”

之中。

前者指的是“教条主义”

思想，比如关于上帝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只基于长期以来都被用来形容上帝的概念，例如“必然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