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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转向（第2页）

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赫尔德[2]（JohannGottfriedHerder，1744—1803）才会因为关注语言在形成认同感的过程所起到的作用，而被毫无根据地待之以怀疑态度。

表征与表达

赫尔德曾是康德最喜欢的学生，但他们二人在18世纪80年代时交恶。

赫尔德和其同代人兼好友哈曼[3]（JHamann，1730—1788）一起，揭示了现代语言观念中的一个悖论。

我们之前也谈到过，自然科学所达成的新成就，使得人们对其成功的基础产生了怀疑。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可以克服的，因为科学的真理实际上可以以任何一种自然语言来表达。

因此，理性主义者的观点似乎和这样一种观点相一致，即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一种上帝赋予的秩序。

然而，18世纪的理性主义对一种“通用语言”

的呼吁，实际上和那些有助于这一观念形成的、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一样，都削弱了之前许多神学理论的基础。

另一方面，对我们所探讨的语言问题进行分析的新方法，对能够或应该以同样的方式解释语言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

理性主义者看待语言时，倾向于主要考虑语言是如何“表征”

世界中的实在的。

科学的终极目标是找到那些能够真正再现世界的语词——即可以“再次呈现那些已经存在的事物”

。

哈曼和赫尔德追随卢梭等人的思想，认为这种方式没有认识到语言是如何作为一种人类的最本质的表达方式的。

语言并不仅仅是表征了世界，它可以使我们自己和世界的新方面被呈现出来，如果没有它，这些方面便无法被呈现。

以此为基础，人类所有的符号形式，包括音乐和视觉艺术在内，都可以被理解为“语言”

。

语言与理性

在《当代德国文学之片稿：1766—1768》中，赫尔德已经提出了20世纪分析哲学的基本前提，“如果我们确实只能借助想法进行思考，确实只能通过字词来学会思考，那么，语言就局限了人类整个的知识范围和轮廓”

，而且语言也是“人类思想的工具、内容和形式”

。

问题在于，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语言：哪怕在今天，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的差异也常常取决于对“语言究竟是什么”

这一问题的不同解释。

哈曼预见性地指出，语言可以影响对康德先验哲学的评价。

他质疑康德的范畴是如何与语言产生联系的，并提出，“语词既可以是纯粹的经验性直觉，也可以是纯粹的经验性概念”

，他对康德在接受性直觉和自发性概念之间做出的区别提出了质疑，而这正是德国唯心主义得以开创的部分原因。

德国唯心主义的主要目标之一便是克服康德在现象与物自身以及接受性与自发性之间的对立。

哈曼的观点是，我们接受性地获得在客观世界中作为声音或记号存在的语词，但是它们本身并不只是客体。

语词只有在可以影响我们理解世界的意义时才能成为字词，而不仅是记号或声音。

有一点也许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下一步我们应该把语言分为两组，一组是那些具有纯粹的客观意义的，一组则是“主观”

的。

但是，到目前为止，要想在现代哲学中以一致同意的方式划出这样的界限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划定界限需要语言本身。

如果语言拒绝在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做出明确区分，这种试图展示主观的头脑是如何或多或少地成功反射或表征了客观世界的哲学便值得怀疑了。

客观性的主张依赖于语言的使用，但语言本身既不能说是完全客观的，也不能说是完全主观的。

尽管人们的说法常常与此相反，但实际上日常的关于真理的感受却并不一定会受到这种观念的深刻影响。

怀疑论者无法就语言不能表达真理这一问题进行争论，除非他们预设他们自己所主张的真理可以由语言来传达。

关于语言的新观念反而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表达真理究竟为何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