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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转向（第5页）

我们不得不以非认知的方式回应这种依赖，因为我们的知识也依赖于这种活动。

我们的活动与宇宙其余部分的活动相连，正是这种感觉令我们走向宗教。

这样一来，对上帝的感知是建立在一个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与更伟大的世界相连的感觉之上的。

语言也包含接受性和自发性，它还牵涉到另一种主体对并非其起源的事物的依赖。

语言固有的社会本质包含着主体对“他者”

的依赖，还包含着一种人类连通性，这种连通性使得主体超越了其自身。

施莱尔马赫对语言的关注，使他在1805年后的解释学文本中对解释问题进行了极具影响力的思考。

他的思考基于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语言是某种先于社会存在的事物；另一方面，语言也能被个体使用并表达他们的个体性。

他的目标是要掌握在被解释的文本或话语中的这两方面的关系。

这一任务绝不可能彻底完成，因为一个人永远也无法接触到话语中的所有语境，或促成话语的所有动机。

因此，施莱尔马赫清楚地表明，解释必然是有限的，同时解释又是一种没有明确规定的实践。

这一观点表明了他的先见之明，说明了为什么作为分析哲学基础的探讨语言的方法是错误的（见第七章）。

康德在两种判断中做出了区分，一种是依据词语的意义进行的“分析”

判断，比如“一位单身汉是一位没有结婚的男人”

；另一种是需要关于世界的知识的“综合”

判断，比如“弗雷德·史密斯是一位单身汉”

。

以这样的区分作为基础，20世纪早期的哲学家，比如弗雷格[5]和罗素[6]，都寻求为理解独立于从经验中得出的关于世界的偶然事实的语言建立一个逻辑基础。

后来的哲学家也为这一哲学方向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哲学家W.V.O.蒯因[7]（Quine，WillardVanOrman，1908—2000）提出，这种区分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我们对任何陈述的理解都可以根据其他真实的陈述加以修正，没有任何语词可以说是完全同义的。

这一观点应和了赫尔德和哈曼作品中看见的整体论，如果它得到认可，那就意味着一种基于对基础概念加以分析的哲学方向将终结。

有趣的是，甚至在“分析哲学”

这一观念存在之前，施莱尔马赫就已经提出了这一点。

在他死后出版的《辩证法》中，他说：

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之间的区别是流动的，这一点我们没有考虑到……这一区别……只是表达了概念形成的另一种不同的状态。

一个分析判断，在其他的语境下又不能算作是分析判断，在变化多端的语言网之外，并没有任何稳定的基础性概念。

回顾德国哲学在康德之后对语言的研究历史，可以看到，英美语言分析哲学在建立过程中，有多少内容被忽视。

德国研究被忽视的原因可以归咎于分析哲学欲与自然科学进行严格的竞争。

对哲学而言，是不是最恰当的发展方向，这一问题将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进行讨论。

[1]　奥地利哲学家，启蒙运动先驱，康德哲学的早期宣扬者。

[2]　德国哲学家，著有《论语言的起源》等作品，德国“狂飙突进”

运动的理论指导者。

[3]　德国哲学家，终身依赖自学，生前因为并未在大学任教而未能进入哲学家的核心圈子，但其思想和学识受到广泛的认可和尊敬，并对德国“狂飙突进”

运动产生重大影响。

[4]　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受到理性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著有《论宗教》等。

[5]　即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德国哲学家、数学家，数理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奠基者之一，著有《算数的基本规律》等。

[6]　英国哲学家、数学家，分析哲学的创始人之一，除哲学外，在文学等许多领域也颇有建树，著有《哲学问题》《西方哲学史》等。

[7]　20世纪下半叶的重要哲学家之一，著有《语词和对象》《本体论的相对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