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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第2页）

在“新康德主义”

中康德哲学被重新解释，而上述危机的模棱两可性在这里尤为明显。

“Erkenntnistheorie”

，“认识论”

中的问题成了科恩[3]（Hermann，1842—1918）、纳托普[4]（PaulNatorp，1854—1924）以及卡希尔[5]（ErnstCassirer，1874—1945）等人关心的重点，他们常被称作“马堡学派”

。

他们主要致力于根据新的科学发现，例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来重新阐释康德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虽然卡希尔最终在《符号形式的哲学》（1923—1929）讨论的问题实际上更加广泛。

“西南学派”

的新康德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温德尔班[6]（WilhelmWindelband，1848—1915）、李凯尔特[7]（HeinrichRickert，1863—1936）以及拉斯科[8]（EmilLask，1875—1915）也都十分关心认识论，但他们是从支配着认知和其他主张的有效性“规范”

方面看待康德的范畴的。

最能表现新康德主义意义的是温德尔班做出的划分，这种划分的一方是对受法律约束的现象的“法律”

解释性探究，另一方则是对理解无法被归入到一般法律中的个体历史性现象的“表意”

探究。

如果哲学真的可以解释知识的可能性的条件，它就会是一级学科，而特定的科学则会是二级学科。

因此，新康德主义试图通过反思“可能性的条件”

这一问题来确立哲学的地位。

这种思维必然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是正常的，但是这些永恒的结构究竟属于所有的理性生物，还是说它们其实是社会生成的评估？如果是后者，那么它们是会保持不变，还是会随着不同的环境而改变？在不提出教条主义的主张，或不以先决条件之先决条件的倒退告终的情况下，确定了先决条件的思想又是如何与先决条件自身产生联系的？为什么不干脆放下哲学的抱负，依赖可靠的科学？如果存在一种基础，无论它是先验的主体，还是最正当的科学事实，只要它能定义哲学的地位，这些问题就都会找到一个答案。

（后一种基础使得一些思想家产生了一种非常值得怀疑的观点，那就是应该由心理学来发现知识的条件。

）这种二分法的一个方面开始于将主体作为基础和将客体作为基础。

这与黑格尔试图避免任何“直接的”

主观或客观基础的情况相呼应，温德尔班在其后期的思想中被引向了他从前回避的黑格尔主义。

因为物理科学为从前的哲学问题提供了越来越多经得起检验的答案，“表意”

的人文学科看起来似乎失去了“科学”

的严谨性。

因此，狄尔泰[9]（WilhelmDilthey，1833—1911）要求一种“历史理性批判”

为公正对待文化现象的独特性确立方式。

但是其他人却只从科学经验证实的方面来看待真理，把伦理学和美学完全排除出真理的领域。

在德国，这种态度常常被称为“实证主义”

。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之后的历史中，这种观点与科学应用的惊人破坏性潜力的巧合，说明了为什么一些德国哲学家会认为实证主义与现代性中的阴暗面之间存在着一种危险的联系。

科学能够做什么与人类利用它们谋求更大的福祉的能力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而这一点对理解20世纪德国哲学中的紧张关系而言至关重要。

第二次“语言学转向”

这里将从20世纪大部分的英美哲学所占据的有利角度出发，对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德国哲学发展的重要转向进行粗略的介绍。

奥地利哲学家施利克[10]（MoritzSchlick）在1932年的声明中提出了怀疑英美哲学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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