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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康德主义分析哲学与现象学（第3页）

的命运都在于此：有的会因为证实了对我们语言的误会和误解而消失，另一些则会被证明为只是经过伪装的普通科学问题。

我认为，这些言论决定了哲学的整个未来。

诚然，这一言论可以被看作是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提出的。

区别在于，施利克是被意识形态驱动的运动的一部分，而后期的尼采，虽然只是偶尔如此，但他确实意识到了如果能确定无疑地得出避免“哲学问题”

的方法，一个人仍然能够在“上帝的阴影”

下思考。

到目前为止，“哲学的整个未来”

唯独未能证明施利克的预言：比如说，一些当代的分析哲学家再次试图解答形而上学问题。

那么，到底哪里出了问题？

许多德国分析哲学奠基人的反形而上学目标似乎将他们划到了尼采的阵营中，而一些与施利克同时代的人，比如纽拉特[11]（Ottoh），也都受到了尼采（和马克思）的影响。

到了20世纪20年代，人们都感到需要这样一种哲学，用可经检验的科学来与法西斯主义典型的非理性观点相抗衡，这种感觉合情合理。

但是，认为哲学的问题应该从语言分析角度进行思考的核心理念，和反形而上学的科学立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并且，认为对语言的理解是哲学的重点这一基本观点，哈曼和赫尔德都已经提到过了。

在这里，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出现了，因为第一次“语言学转向”

中的思想家对语言是什么的问题有截然不同的看法。

对哈曼和赫尔德而言，语言是让人类成为人类的表达形式，举例来说就是美学表达和对事实的陈述同样重要。

如果再看看是什么使语言成为分析哲学中的决定性观点，那么哈曼和赫尔德的方法与分析哲学的不同之处也就十分明显了。

第一个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位捷克哲学家，布尔查诺[12]（BernardBolzano，1782—1848）。

这种观点出现在他的这一主张中：“任何语词，只要这个语词不是模棱两可的，那它所指定的客观表征就是单一的。”

任何经验个体内在的独特的心理活动都不能作为解释思想和意义的基础，因为没有语言这一个体之间分享思想的一般媒介，意义就不能被表达。

所以，意义必须“在世界里”

：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这一点。

意义存在于世界里这一观点似乎可能使意义成了某种类似于科学理论的理论的目标，因此，布尔查诺认为意义是语词的“客观表征”

，而非某种偶然和主观的东西。

这种“语义”

方面的解释方法构成了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的核心，而它的命运则取决于“只要这个语词不是模棱两可的”

这一条件。

如何知道一个词是否模棱两可？想必这应该要通过定义一个语词的字面意义来确定。

但是，可以说，大部分的分析哲学都没能做到这一点。

如果我们用其他语词来定义意义，那这些语词本身肯定也需要用其他语词来定义，而这就带来了语词定义语词之倒退的危险。

康德在提出判断力不能仅仅依赖于对规则的应用时，就已经暗示过这里所探讨的这个问题的结构。

如果我们希望“区分某些东西是否属于规则，那就需要借助一种进一步的规则”

，而这就导致了规则之规则的倒退。

并且，如果认识意义需要第一条规则，那么，正如施莱尔马赫在很久之前指出的那样，孩子们就应该在知道任何语词之前就已经有能力了解规则才对。

而鉴于孩子们在学习语言方面的能力确实很强，认为意义可以通过学习规则被定义这一观点就是不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