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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第4页）

考虑到大量现代文化的生产都是为了尽可能多地对其进行销售，比起该书写作的年代，这一分析也许更适用于目前的情况。

但是，书中认为这样的“大众文化”

总是具有欺骗性，这一点却需要详细的经验调查为佐证。

如果我们将这一观点应用到例如爵士乐上，那它就明显是错误的。

爵士乐和其他现代艺术形式一样，常常受到商业考虑的损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它反对主流文化习惯的能力却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图11　斯佩尔（AlbertSpeer）与一座柏林的模型

阿多诺自己在某些方面似乎也成了总体性观点的牺牲品，而在他看来，总体性正是现代性许多弊病的根源。

现代生活的基础结构磨灭了事物和人的特殊性，以便更好地对其进行控制，这既是公共服务得以顺利运行的源泉，也是可能在集中营中进行高效的大规模屠杀的根源，理解这一点显然至关重要。

然而，如果将这种方法简化为世界受到“同一性思维”

的支配，并认为这种思维来自商品结构创造的等价观，那么就会有许多东西被遗漏。

阿多诺关于同一性问题的极端立场，导致他夸大了现代艺术某些门类的哲学重要性。

阿多诺在《美学理论》（1907）中最为深刻的思考清楚地说明了，艺术拒绝被简化为某种可以确定的东西，这一点对于现代哲学来说十分关键。

同时，他坚持认为，只有以勋伯格[10]（Sberg）、贝克特[11]（Beckett）和卡夫卡[12]（Kafka）为代表的激进现代主义才能避开文化工业的陷阱，揭示关于现代性的真理，这几乎和他反对的东西同样简单。

语言与理性

20世纪50年代，德国从道德、政治和经济的全面崩溃中恢复过来，这一“经济奇迹”

使其过去的许多问题被压制。

在此之前，阿多诺一直坚持要接受纳粹的历史，他的观点在当时绝非常态。

但是，阿多诺强硬的哲学立场似乎并未给我们留下足够的空间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并没有受到灾难直接威胁的世界中，究竟该如何具体地思考必要的社会和政治改革。

阿多诺的学生，战后德国影响力最大的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1929—），试图拯救一种比《启蒙辩证法》中的假设更具建设性的理性概念。

他认为，《启蒙辩证法》中的理性概念是完全工具性的和排除了交流基础的。

从根本上来说，哈贝马斯希望证明，基于主体支配客体的驱动力的尼采式理性概念，无法容纳这样这一种事实，即当一个主体遇上了其对话者“更佳论据的无力力量”

（forcelessforce）时，人际交往便会涉及权力放弃。

哈贝马斯试图利用一种对“交往行为”

的新的理解，赋予哲学在民主社会运作中的作用。

在这么做的同时，他既参与到分析哲学之中，也融合了美国实用主义的某些方面，这种实用主义的目标不是解释思想对现实的表征的本质，而是解释作为我们与世界产生联系的首要方式的人类行为。

他追随他的同事阿佩尔（Karl-OttoApel，1922—），将他的思想概述为一种“先验实用主义”

。

实用主义的“可能性条件”

不是思想形式，而是“经验和行为结构”

。

关于有效性的讨论，包括认知、道德和审美在内，在社会生活中都是通过这些结构实现的：如果没有它们，我们也不能清楚地认识到关于有效性的争论是如何产生的。

这些结构并不会优先考虑自然科学，因为对于科学知识的对象而言，没有一种特权形式可以在关于这些对象的交往之外得到验证。

因此，在所有关于有效性的主张中，关键的因素都在于论证的社会过程。

图12　2004年1月，哈贝马斯与拉青格[13]

海德格尔的学生伽达默尔[14]（Hans-Geadamer）极大地影响了哈贝马斯。

在《真理与方法》（1960）中，伽达默尔致力于“找出超过了科学方法支配领域的真理经验……并审问它关于其自身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