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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理论（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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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涉及海德格尔版本的解释学的延伸领域，在这种解释学中，我们存在的首要方式不是认知性的，而是解释性的。

伽达默尔认为，我们必须恢复“偏见”

的理念，语言是偏见的形式之一，其他所有一直以来让我们无意识地接受其影响和用以应对世界的方法也是偏见的形式，如果没有这样的偏见，我们就无法达到在科学中客观化反思的层面。

伽达默尔追随浪漫主义传统和后期的海德格尔，认为艺术在质疑自然科学方法的统治地位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

艺术作品不是由概念决定的，而是通过它在真实的社会语境中的接受度而“发生”

的：“理解从来都不是一种针对给定‘对象’的主观关系，它属于有效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属于被理解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步出“传统”

之外，传统是跨越时间的存在，是我们身处其中的存在，正因如此，伽达默尔认为一种观点的形而上学目标是可疑的错觉，这种错觉可能会对文化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这里并不是说科学方法是错误的，他认为科学中包含着一种势不可挡的动力，无论是哲学还是其他东西都不可能阻止它，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科学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即人民的和平共处和对自然平衡的维系。

显然，人类文明的基础并不是数学，而是人的语言本质。

图13　伽达默尔

伽达默尔拒绝积极的形而上学主张，认为在处理关于真理和有效性问题时，对话不可避免，根据伽达默尔的观点，哈贝马斯放弃了他一开始的希望，不再试图寻找一种可以确切证明交往是如何被权力扭曲，并最终导致“虚假意识”

的理论。

我们永远也不能在文化实践和交往形式上达到一种完全客观的观点，因为我们总是已经身处一种文化的偏见之中了。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为了一种非批判的相对主义放弃了批判理论的观点，而是说这一理论现在必须发展为一种“后形而上学”

的跨文化对话。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该如何在公正对待发达的本地文化规范的同时，从法律和其他方面形成普遍的规范。

这一问题也导致哈贝马斯在最近的作品中越发关注国际法。

他最初在交往的形式中寻找普遍性，他提出“理想话语环境”

的理念中便包含着这一层含义。

对有效性的讨论涉及一种“一致的目的”

：否则这就只是对对话者行使权力的问题。

虽然真实的交往总是包含对权力的策略性使用，但是，允许自己被更好的论点说服这一点似乎暗示着，我们可以想象出一种理想的交往环境。

不过，哈贝马斯后来远离了这一理念，因为它从根本上来说是抽象的。

我们不可能知道自己是否进入了交往的理想环境中，因为正如伽达默尔的观点已然暗示的那样，这要求我们找到一个外在于交往的真实实践的位置。

但是，哈贝马斯并没有放弃维持一种强大的理想概念，而这种概念的基础是生活世界中的日常交往所固有的有效性形式。

鉴于过去的失败，哈贝马斯提出，现代哲学中应该放弃形而上学目标的强调，问题在于哲学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他建议采用康德对科学、法律、道德和艺术等现代领域的划分标准，这样一来，现在的哲学“至少能够使认知工具、道德实践和审美表达之间业已静止的互相作用再次活动起来，它们就像一台内部难舍难分的移动装置一般”

。

哈贝马斯概念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了通常是有据可循的哲学批评，但是他的观点的持久性在于，它对德国噩梦般的过去做出了合理的民主回应。

尽管德国过去曾铸成大错，但它现在确实是世界上最为开放的民主国家之一，而哈贝马斯确实也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巨大贡献。

极具争议的遗产

战后德国哲学的发展涉及了之前的章节中提到的所有方向。

此处对批判理论和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强调，也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所引起的争论对于现代世界中更加广泛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