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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创伤和黑暗之下努力实现正常状态。

因此，发现善良美好，而不是厌恶反感，是共存的关键。

我们的法语班就是一个例子，一个混合信仰的班级，你可以在班上严厉抨击法国，或者更有针对性地说，法国隐喻文学作家。

但是，如果你要求别人发表他们自己的观点、谈论他们的观点或者你的观点，从社会礼仪规范的角度来看，就根本不行，一秒钟也不行。

至于反政府派——比如准男友和我对反政府派的看法——我们也从不谈论。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当时有两样东西占据了我的内心。

第一样是准男友，第二样是我们“若有似无”

的关系。

现在又多了这个送奶工——所以是三样东西，不再是两样。

此外，如果反政府派的复杂动机在于想找到切入点、强迫我对他们做出一个全面综合的看法，也就是带有各种相互矛盾含义的看法，那就意味着变成四样东西了。

接下来是政治问题，因为我不能脑子里总想着反政府派，却又不知道他们存在的理由——于是就有了五样东西。

五样东西。

这就是内心矛盾的大门打开时的状况。

怀着所有这些不可调和的想法，不再可能陈述自己的观点，不只是政治正确的问题，甚至都不符合理性。

因此有了二分法、封闭麻木、犹昧感、刻意回避、走路看书——为了寻求古代卷轴和莎草纸文献所带来的安全感，我甚至考虑将目前的手抄本全部忍痛放弃。

否则，如果我突然意识到割裂的力量和感情，我会不知所措。

鉴于所有这些被合法化的、被捍卫的失衡，我能理解他们，也就是反政府派，怎么会出现、怎么会看起来非出现不可的必然性。

还有缺乏倾听、顽固不妥协，以及暗示着动**时代本身的根深蒂固的真相。

所以，断层线的开裂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反政府派的出现也是无可奈何的。

至于杀戮，这是常见的，意味着不会被过多地提起，不是因为不值一提，而是因为这是个庞大的问题，案件数也数不清，没过多久就不够时间留给它了。

然而，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件极其出格的事情发生，以至于“马路这边”

“马路那边”

“海对岸”

和“分界线那边”

的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都只能被中断。

反政府派的暴行会让你大惊失色：“上帝啊，上帝啊上帝，我的观点怎么会助长了这种行动？”

一直是这样的情形，直到你忘记；等到敌人又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你就会忘记。

又一次的天旋地转、大惊失色。

复仇和反复仇。

参加和平运动，表达自己对跨社区讨论、包罗万象的游行、真实完善的公民权利的支持——直到某一刻，人们开始怀疑这些和平运动、善良的意志和真实完善的公民权利正在被这个派系或那个派系悄悄渗透。

于是你退出运动，放下希望，抛弃潜在的解决方案，被迫回到原来的观点里，那个观点始终是你所熟悉的、可以依赖的、无法避免的。

在那些日子里，你不可能不封闭，因为到处都是封闭：我们社区里的各种关门，他们社区里的各种关门，这里的政府关门，“那边”

的政府关门，报纸、广播和电视关门，因为接下来不会有任何消息，不会有哪怕一个政党察觉到真相被歪曲。

到了这种地步，虽然人们谈论常态，但不会真的有什么常态，因为温和理性本身已经失控。

无所谓当时提出了怎样的异议——关于方法和道德准则，关于刚刚开始运转或者从一开始就在运转的各种团体；也无所谓对于我们而言，在我们的社区里，在“马路的我们这边”

，政府是敌人，警察是敌人，“那边”

的政府是敌人，来自“那边”

的士兵是敌人，来自“马路对面”

的政府捍卫者准军事组织是敌人，再扩展开来说——多亏了疑心病、过往历史和被迫害妄想症——医院、供电局、燃气公司、自来水厂、教育局、电话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任何穿着制服或者容易被误认为穿的是制服的人也是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