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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琵琶（第3页）

在运作的过程中，当宣传工作开始启动后，经营工作就必须随时注意，作好充分准备，在宣传造势取得一定效果，形成卖方市场后，经营就必须迅速跟进，全面展开。

当然，搞宣传必然要有一定量的投入，但是相比于无法用简单数字来计算的巨大收益来说，这笔投入值得

“我们云南人有个特点，就是事情没有干完，没有见到水落石出的效果之前，许多人都不会服气。

“刘京副省长动情地说，“许多人害怕付出，害怕投入，我的脑子里却一直在想，如果不付出，云南到底能不能发展？”

王志纲接住话茬：“刘省长说得对，说一千道一万，这是云南人怎么算这笔帐的问题。

当前，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下，而市场经济的实质和基本原则是等价交换。

因此，在这一环境中，做任何事情部必须尊重和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和规律。

党的‘十五大’报告也明确指出：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资源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这无疑为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来办好世博会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支持。

在这个前提下，计算世博会经营工作的效果，就不能仅仅局限在弥补了多少资金缺口，获得了多少盈余这个狭隘的范畴，而应该超越世博会，放在云南省的范围内去算入帐。

首先，通过举办世博会，云南获取的是由经济效益、政治效益、社会效益、短期效益、中期效益、长期效益、显性效益、隐性效益等各种效益所组成的综合效益，而最终体现为各项经济指标的增长。

其次，从横向上看，世博会的经营工作，不应局限在世博局这个单一系统，应该通过对世博会的经营工作，带动相关地区、相关行业、相关资源共同参与、共同发展，形成以世博会经营工作为旗舰，以其他各方面力量协同作战为补充，成建制发展的良好态势，从而使世博会的经营成果成为各个系统、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收益的集合。

再次，从纵向来看，世博会的经营工作绝不是会前与会中这两年时间中的一种短期行为，它更要注重大会结束后各种有形资源、无形资源的可持续性发展。

因此，经营的效果也要从会前、会中、会后这一完整的运行过程中统筹计算。

历史经验证明，历次世界博览会的结束之日就是它新一轮经营工作的开始之时，其各项收益所占整个项目收益的比重日益提高。

显然，世博局所做的各项经营工作及取得的经济效益（作为具体一个时段和具体专项收益），只是这个大经营的工作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只注意侧重这个局部，就难免以偏概全。

有些人怕又像日本那样把世博会搞得太商业化，其实，在我国的情况下，可以不提‘商业化’，但必须要‘市场化’，要不然，大钱挣不到，逼得你什么小钱都去挣，那就真正是纯粹的商业化了，而且是市俗的商业化。”

长达两小时的汇报变成了重锤响鼓式的碰撞。

越碰思路越清，越碰情绪越炽。

刘京说道：“王老师在策划报告的开篇就向我们云南人提出了'为什么要办世博会'这个问题，而且给了我们两种选择，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别无选择，只有一条路，必须用大思路把世博会办好，借以推动云南的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

我还有一句话：云南就是因为还穷才要干这件事，如果富了，我们还不一定要干!”

最后刘宗充满**地表态说：“世博会能否办好，关系到云南省未来发展前途，是继续在崎枢的山路中摸索，还是借世博会的契机迈进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云南人民当然会做出明智的选择。”

1997年10月16日，已经回到深圳银湖的王志纲收到了从昆明发来的一纸传真，中共云南省委书记令狐安同志于当日就世博局策划组顾问王志纲（云南省人民政府正式聘请王志纲为云南省世博局策划组顾问）的《万绿之宗，彩云之南——中国1999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策划报告（讨论稿）》作了重要批示，肯定策划报告“基本构思可行”

，并提出：“以世博会的筹备为契机，把全省动员起来，在整个云南开展塑造形象工程的活动”

。

由此，这次合作有了圆满的结局。

一份关于世博会的策划报告成了一个省的“形象工程”

报告，这似乎是当事者当初都不敢奢望的。

但似乎又是情理之中的。

因为，“见微知著”

、“纲举目张”

，向来就是王志纲策划学所追求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