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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2（第7页）

高等法院位于司法系统的金字塔顶端，是各自管辖区域的最高终审法院。

它们同时享有广泛的行政权力，这使它们常常和总督、督办官发生冲突。

最重要的是它在立法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所有法律都要经过高等法院的注册，才具有合法效力，高等法院有权向国王呈上谏诤书，指出新立法中的缺陷。

在国王给出答复之前，高等法院延缓注册，于是具有了搁置或阻碍政府政策的能力。

自从路易十四死后，高等法院将这种技巧发展成了主要的抗议手段。

原则上，谏诤书是国王与法官之间秘密的交流，但这个时期，高等法院为引导公共舆论而将谏诤书出版发售已是司空见惯之事。

在得到国王回复之后，高等法院通常会更新自己的谏诤书。

到了18世纪后期，高等法院的反抗手段扩展到了法官罢工和偶尔的大量辞职。

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国王有最终决定权，他会亲自到庭（在外省，国王会委派代表），通过一个被称为“御临法庭”

的会议命令高等法院注册引起争议的法令。

君主代表着正义，法官的权威也来源于委派，因此，只要国王一出面，法官自然失声。

高等法院通常会抗议君权的出场，但如果君主这么做了，他们也绝不会继续抵制。

高等法院保存了颜面，而且不是通过公然反叛的方式——任何高等法院法官都没打过这种算盘。

除了财政与宗教事务之外，大多数存在争论的问题也不需要通过“御临法庭”

这一极端方式才能得到解决。

即使如此，在18世纪60年代，很大程度上由高等法院引起的驱逐耶稣会士事件也是他们插手宗教事务的极限了。

但在军费开支不断上升、政府不断征税和举债来满足军需的时代，财政问题上的对抗却只能愈演愈烈。

18世纪上半期，司法辖区覆盖了全法国三分之一的地区，直到那时为止，最重要的高级法庭——巴黎高等法院在财政问题上还处于孤军作战的状态。

但自1749年廿一税开征以来，外省法院也开始显示自己的权威，一方面是针对财政问题，另一方面是反对（在高等法院看来）中央政府的各省代理人扩充自己权能的努力。

这种争斗在18世纪60年代尤其激烈，政府和贝桑松、图卢兹、波尔多、波城和雷恩的高等法院都发生过冲突，更不要说和其他高院周期性的小摩擦了。

高等法庭越来越被怀疑密谋败坏政府声誉，篡夺王室权力。

1766年，路易十五觉察到必须用强硬措辞重申他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威，在这次被当事人回忆为“鞭笞会议”

的事件中，国王亲临巴黎高等法院，宣布道：

国家的最高权力仅国王一人所有……法院的权威也只能来源于国王，他们以国王之名才能充分行使的权威，也永远归属于国王……只有国王享有立法权，不依赖于任何人，不允许任何分割……整个公共秩序都以国王为基础，国家与国王的权力与利益同为一体，也只能由国王掌握。

冲突仍旧不断，事实证明，因18世纪中叶战争带来的税负难以在和平时期得以填补。

当新的司法大臣莫普激怒了巴黎高等法院，导致后者拒绝任何合作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新的**。

莫普随即流放了法官，选择一些更听话的合作者取而代之。

他还抓住机会取消了高等法院的买官制，在整个高等法院的司法管辖范围之内都建立起一套新的下属法院架构。

提出抗议的外省高等法院也被改制了。

出人意料的是，这次改革中大多数在职法官都选择了合作，但惨遭流放和革职的法官却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抗议风潮，宣称这是推翻王国宪政的行径。

在这次改革按压下法院意见之前，雪片般的谏诤书朝国王飞来，尽管政府有精心安排过的宣传计划，但大部分舆论还是对改革的价值疑心重重。

当3年之后路易十五去世时，这项体制还未能在法国巩固下来，因此，如何处置高等法院就成了路易十六继位之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政治议题。

几个月后，他决定召回法官，重建旧的机构，莫普被解职，其所有改革措施被取消。

新国王身边最有影响力的大臣们劝谏说，如果他不召回可靠而备受信赖的公共自由守卫者，公共舆论就不会相信他的良苦用心。

因此，在路易十六行加冕礼的同时，旧的司法体制得以重建，买官制得以恢复，巴黎高等法院再次开始写谏诤书，阻碍新法律的注册。

但若有人认为一切又回到原样，那就错了。

高等法院看到，自己并非不可侵犯，公众也看到，自己面对一个决绝的政府是多么无足轻重。

通过1775年和1776年的谏诤书，巴黎高等法院非常满意地证明了自己仍旧强大，在接下来近10年的时间里，它保持着相对的沉默。

而一些外省高等法院内部，与莫普合作的法官和不合作的法官之间暗自相互指责，于是陷入了多年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