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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2（第6页）

教会在察觉到危险之后，就开始四处寻找容易下手改革的地方。

修士群体被暴露了出来，因为他们一直犹豫着不吸纳新人，还被愈发功利的公共舆论谴责为财富囤积者，而教会则被认为是懒汉的避难所。

于是，在1768—1780年间，458个修道院被解散，其共计62.2029万里弗的资产被分发给了医院、贫民院和神学院；但更大更富有的修道院依然毫发未伤，教区教士的问题、教会中被轻视的穷困苦工的问题，也都没有得到解决。

很少有教区教士真的出身贫寒，毕竟从事教士职业是需要一定教育经费的，以大多数人的标准来看，享有俸禄的教区神父也绝非极度贫穷。

然而，很多教士对教会财富分配不均、在教会管理中没有发言权且毫无升迁前途可言等情况牢骚满腹。

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让享受什一税的教士人数越来越多，但在很多城镇什一税已经成为历史，就连在乡村，也有三分之一的有俸教士无权获得该教区的什一税。

这些税款有时被转交给了平民教徒，而更多的时候是被转移到了修道院和其他教士团体的腰包里，后者只按照固定比例把收益中的一部分付给教区神父——这种经费被称为“恰当提成”

。

实际上这就是教区神父们的薪水，但18世纪持续的通货膨胀必然使这份提成的价值不断缩水。

王室于1768年和1786年两度下令强制涨薪，但这两次都被教士抱怨涨幅不够。

那些占有什一税的教会团体不仅不支付薪水涨幅，甚至放弃了给教士们付钱。

于是现在轮到神父去触碰什一税的霉头了，他们发现自己收上来的钱还不如“恰当提成”

多。

18世纪70年代，在许多主教辖区，教区神父的不满爆发了，他们组织起反叛集会，控诉“恰当提成”

的不足，谴责向教士征税的不公平性，还有大教堂教士和修士对教区行政部门的垄断，以及主教们的“专制”

——教会现行模式的靠山正是主教的权威。

在1780年教士大会中，主教们重弹老调：禁止未经批准的教士集会。

1782年，一纸王室法令支持了主教们的立场，这显然使所谓的“神父反叛”

偃旗息鼓了。

但它并未尝试铲除引发反叛的根源，因为当时的教会正遭到世俗人士前所未有的抨击。

教会最遭人诟病之处是其政治权力。

它垄断了公众崇拜，国王的所有臣民在法律上都是天主教徒。

同样，从法律上讲，新教徒不享有宽容（阿尔萨斯地区除外），也没有民事权利。

就在1762年，一名牧师被处死了，政府新近释放新教囚犯只在1775年发生过一次。

教会还控制了几乎整个教育系统，提供了大部分的济贫和医疗救济。

它拥有覆盖面很广的审查制度，其布道坛常常被世俗政府借来发布重要公告和警报。

这一切都强化了教会所宣称的自己拥有的上帝所赐的道德权威。

在法国，法律和政令的日常执行非常不到位，在这样的国家中，教会使臣民保持温驯服从的功能就显得无比重要了。

在王国的大多数地区，除军队之外，推行法律最重要的力量要算骑警队了，这是一支马背上的警察部队，人数多达3000人。

按照传统，不论大小，所有的城镇都雇佣看守人，但即便在最大的城市里，看守人总数也不超过三位数。

只有巴黎的警力比较充足，各种部门加起来有2000多名警官，另外还有法国卫兵和瑞士卫兵。

事实上，法国的法官比警察多得多，经过前几个世纪的买官制，法官人数大大增加。

司法系统的最底层是成千上万的小司法辖区，不少是私人性质的，但都配备了一套完整的班子：审判人员，包括书记员、代诉人、法庭警察和执法人员。

仅昂热这座2.6万人口的城市就有53个不同的法院和审判庭，不过，它们都不是司法系统中的高级机构。

稍大一些的贝桑松有高等法院，其在职人员约为500人，其中大概有十二分之一的人员从事与法律直接相关的工作，其他更多人则间接依赖法律工作。

这座司法迷宫带来的延误和巨额花销臭名昭著。

1763年，巴黎高等法院的最高检察长（他应该了解情况）记述道：“有人每两三年就要打一场官司，耗费大量金钱只为了找到那位能受理他案件的法官，我们难道不是天天看到这样的人吗？”

[36]但只要法国制定不出一套规范的法律体系，只要政府无法买断所有持官者的官职，问题就无法解决。

这样的改革和理性化行动在1771—1774年以及1788年确实断断续续地发生过，是政府和高等法院政治斗争的副产品，但这类改革与催生改革的短暂局势一样，转瞬即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