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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789年原则与改造法国（第7页）

但对于革命而言，“10月事件”

才是决定性的。

路易十六再也未能回到凡尔赛。

从此以后，他和家人被迫留在巴黎，就像一位英国观察家所言：“与其说是国王，不如说是囚犯。”

[5]几天之后，国民议会也随之迁往巴黎，11月他们在刚翻修的骑术大厅安定下来，与杜伊勒利宫仅一墙之隔。

这意味着新生的法国中央政权将接受巴黎的支配，而在接下来的五年中，巴黎人民以革命的守护者自居，一次又一次地直接干预国家政治。

在1789年的时候没人能看那么远。

人们认为，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8月法令将很难得到王室的批准。

只有少数王政派觉得大势已去，其中包括穆尼耶（他在10月事件时担任国民议会主席），他现在已经回到了家乡多菲内，告诫人们大城市的群体暴政极其危险。

当然，10月事件还催生了一批流亡贵族和军官，这批人从一开始就对革命感到心惊胆战，迁离凡尔赛以及国王批准议会法令更让他们认为事态已经无可挽回，他们的看法或许是对的。

国王对法国改革的所有公开反对到此为止，21个月之后他也将尝试出逃。

不过在1789年10月到国王出逃这段时间内，议会将彻底改造这个国家。

制宪议会着手制定1791年宪法，其本质是削弱行政权力。

专制的魔盒绝不能在法国打开，所以法国国王（这是一个新头衔，意思是国王并不拥有法国）的所有权力几乎都在立法机构的监督之下。

他不能提出法案，只能动用暂时否决权来阻止他不喜欢的立法，阻止时间最长不能超过两届立法院，也就是3年。

王室年俸由立法院投票决定，尽管国王可以任命政府内阁，但内阁成员都有可能接受立法院的弹劾。

而且国王选择内阁也不是完全自由的，因为内阁成员既不能从立法院产生，也不能入选立法院。

这完全符合孟德斯鸠的权力分配原则，《人权宣言》也是将其作为一部宪法的基本标准。

但是如果不是因为在议会迁往巴黎之后的早期辩论中米拉波一次不合时宜的干扰，这项原则不一定会在1791年宪法中被如此鲜明地强调。

11月6日，米拉波提议效仿英国，国王应该从议会选拔内阁部长。

但他在前段时间对王政派的支持就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怀疑，而且人们风传，米拉波自己就想进入政府内阁。

因此结果恰恰相反，没人相信他的话，而且此次辩论的最后结果是任何代表都要在卸任3年之后才有资格担任部长官职或者进入政府。

制宪议会的继承者——未来的立法议会，将包括745个议席，任期两年。

他们通过间接选举产生，而远非全民普选。

在7月和10月的前几周里，代表们显然不愿意在一个宪政政府中给群众过多发言权，虽然后者帮了他们的大忙，但同时也是难以控制的力量。

因此在1789年10月29日的法令中他们引入了著名的“积极公民”

概念。

只有积极公民有权投票，而积极公民是指年逾25岁、纳税额相当于三天非熟练技工工资的男性（当时几乎没人想到女性）。

据估计，这项法令在1790年的情况下能够赋予430万法国人投票权。

但是积极公民在选举过程中所做的仅仅是以1%的比例在他们中间选出下一级选举的选举人，而下一级选举人需要缴纳相当于10天工资的税款。

这一轮选举将产生4.5万有效选民，尽管也许近一半的积极公民从财产上看都是合格的二级选民。

接下来，选民们在各地议会自行推选议员，议员的财产标准为缴纳1银马克的税金，相当于54天的工资，实际上大概有十分之一的积极公民都能达到这个要求。

尽管新体制能够让60%左右的法国男性在政治生活中发出自己的声音，但它的选举资格规定比三级会议更加狭窄，而且似乎与《人权宣言》的国民平等原则背道而驰。

这种体制从一开始就引起了极大争论，特别是银马克的条款引来大众报刊口诛笔伐。

卡米耶·德慕兰在他创立的一份将最广为传播的激进报纸——《法兰西和布拉班特革命报》创刊不久后的某期中控诉道：“首都内只有一种声音，不久在各省就会出现一致抵制银马克规定的声音，它把法国变成了贵族政府……所谓的积极公民到底是指谁？真正的积极公民应该是攻克巴士底狱的人。”

[6]但是积极公民不仅仅和议会选举有关。

在这套新体制中，除了王室内阁，所有的政府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其中包括地方行政长官、审判官、大法官，甚至教区神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