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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789年原则与改造法国（第8页）

权力的赋予即便不是来自最底层，也是来自下层，担任公职人员的合格公民只能通过其他公民选举产生。

这一切都摧毁了旧的司法体制，当然人们已经取消了买官制和审判费，在原则上为它判了死刑。

早在8月5日就有人提出废除高等法院，8月17日宪法委员会将之作为正式建议提了出来。

旧的高级法庭的政治特权违反了三权分立的原则，而且爱国者们坚持怀疑，高等法院会成为阻碍革命的贵族们栖息的巢穴。

11月高等法庭永久休庭，10个月之后被彻底废除。

更下一级的整个司法系统也随之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由地方治安审判长、辖区民事和地区刑事法庭组成的系统，单一的上诉法庭对法庭业务进行评估，但它并不针对案件具体内容。

新法庭不具备任何行政职能，而尽管代表们最终重新修订了民事和刑事法律，并开始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他们却没有设置任何形式的警察力量来执行法庭裁决。

公共秩序是地方行政的责任，不归司法权威管辖，而他们能支配的唯一强制力量就是国民卫队。

整齐划一和分权是制宪议会改革行政体制的关键词。

所有原来的省、行政区、公国和市镇极为丰富的多样性被一扫而光。

全国被划分成人口、面积和富裕程度都大致相当的83个省，省下面又有区和公社，全部都由选举产生的议会和官员管理，没有任何人是由中央任命的，因为过去作为专制主义工具的督办官还让人记忆犹新。

新体制中的中央政府完全依靠千千万万低薪地方官员（级别最低的官员是没有薪水的）的热情和努力维持，而实际上每个地方官员的能力不同，对于这场席卷全法国的改革的执行办法也有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谅解度，革命委员会大多数人是毫无经验的。

在最早的选举中，确实有大量旧制度下的官员和律师重回职位，但面对革命立法交给他们前所未有的责任，即便是他们的经验也很难提供参考。

随着时间流逝他们逐渐从地区和公社官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商人、小贩和工匠，在地方层面当个积极公民就足够了。

1790年5—7月间的首届地方政府选举不仅标志着和旧秩序一刀两断，实际上还标志着1789年7月市政革命阶段所形成的秩序的终结。

因为1789年改革旨在创立的体制并不比旧制度简单多少，但是现在每个公社选举一名市长、一名检察官和一个议会。

居民人数超过2.5万人的公社，也就是事实上的大城市，会根据选举需要被划分成很多区。

因此里昂和马赛各有32个区，波尔多有28个区，图卢兹有15个区，巴黎则有48个区。

首都被重新分区，代表们非常庆幸原有的60个选区被取消了，因为它们当时成为民众激进主义的发源地。

例如在新桥区南边的科德利埃区，在其野心勃勃、机会主义的主席乔治·雅克·丹东的领导下就非常突出。

德慕兰的报纸就是在那里印刷的，其他的还有他的老对手卢斯塔洛的《巴黎革命报》等。

1790年春季，他们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维持巴黎原有区划不变，但没有成功。

但立法者们也低估了丹东建立的政治机器的精巧和组织化程度。

它很快就像原来一样控制了新的城区，而且它通过其作为向其他区展示了如何延续自己对国家和巴黎事务的影响力。

国民议会下定决心要使市镇革命时期形成的民兵组织规范化，而在第一次市镇选举时它终于付诸行动。

1789年8月，议会将所有民兵编入国民卫队，接受地方当局指挥，却认可地方有权创建民兵组织。

只有在巴黎，因为有像拉法耶特这样的职业军人坐镇指挥，而且军队一开始就吸收了很多原来的法国官兵，军队才能做到组织纪律严明，并在夏末完成了武装和机构建制。

而且即便是巴黎的国民卫队，也不会完全服从指挥，这一点拉法耶特在10月4日就发现了，当时自己的部下强制要求前往凡尔赛。

但是，卫队是爱国者们觉得唯一能够依靠的力量。

国家军队的长官都是对国王无比忠诚的贵族，就算旧的军衔纪律已经开始崩溃，军官外逃的情况也日益增多，甚至心怀畏惧的佛兰德斯军团都选择加入了拉法耶特的军队，大多数的代表（包括其中最保守的人）还是认为用国家原有军队来维持公共秩序的想法太危险了。

相反，他们在10月事件之后颁布的《惩治骚乱的戒严令》（10月21日）中清楚地表明了他们依靠国民卫队的意向。

该法令准许地方当局宣布戒严，戒严信号为悬挂红旗。

地方拥有了召集国民卫队，并赋予其向不解散群众开枪的权力。

显而易见，这支武装力量必须是完全可靠的，而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一些不确定因素开始浮出水面。

出现了统一的国民卫队制服，卫队成员必须购买，但是较贫穷的人买不起，而且只有积极公民才能参加国民卫队，参军者必须向国民、法律和宪法反复宣誓效忠。

尽管卫队军官不能兼任市政官职，但他们也被鼓励去和邻近地区的国民卫队交流，以便建立一致的军队精神和统一服装。

从1790年春季开始，国民卫队的区域集团军（或者称之为“联合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