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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第2页）

类似的反响也出现在意大利知识分子之间，他们很乐意看到一度被视为各国之中最牢靠的国家被群众起义粉碎，然后全心致力于民族革新。

当然，这还不是梦想家期待的全面改革，或者如美国人那样，从一片处女地上重新开始。

但这是发生在欧洲的中心，发生在大陆的思想首都，这就意味着，改革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

即使远在斯德哥尔摩的沙龙和咖啡馆里，人们也在议论来自法国的消息。

年轻的瑞典诗人凯尔格伦在给兄弟的信中写道：“告诉我，在历史上，哪怕是在罗马或希腊，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事情吗？听到这个伟大胜利的消息，我像个孩子、像个人那样哭泣。”

[3]

在圣彼得堡，街道上举行了庆祝活动，消息传单被散发得到处都是。

实际上，有俄国人目睹巴士底狱被攻陷。

“自由的呼喊响彻我的耳畔，”

其中斯特罗加诺夫伯爵激动不已地说，“如果有一天我能看到俄罗斯在这样一场革命中重生，那将是我人生最美好的一天。”

[4]在欧洲，有一个国家觉得没有这种必要。

1788年，大不列颠举行广泛的纪念活动，庆祝光荣革命一百周年，那场革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统治，最终确立了议会制政府和法治。

英国人对自己的自由颇为自得，而且习惯于把法国人视为暴政、迷信和贫困之下的奴隶。

现在他们正善意地注视着邻国的追赶。

辉格党反对派领袖福克斯宣称，巴士底狱的陷落是历史上最重要的、最美好的事件。

虽然不是所有的英国观察家都像福克斯这样，但一开始的确没有多少敌意。

1789年7月28日，一位英国议员在给驻法国的一位通信者的信中写道：“你也许感到意外，但这千真万确，革命……在这里引起了十分真诚且十分普遍的欢欣之情。

所有谈话都在议论它，甚至所有报纸都无一例外地争相歌颂巴黎人，都为如此重大的人类事件而备感欣喜，尽管这些报纸并不受最为自由、最为开明之人的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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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那些曾目睹最近的革命举动被镇压或流产的人则感到欣慰和鼓舞。

很多人已经设法流亡到了法国。

日内瓦的民主派曾试图扩大这个城邦的政治权力圈子，但他们的努力在1782年被邻国的一个武装同盟镇压，而同盟的领导者就是法国，现在这些民主派希望巴黎的新政权抛弃日内瓦的寡头傀儡们。

1787年，法国的绝对君主制国家在援助荷兰爱国党人时遭受失败，对此有更为真切的耻辱感，但对于遭受奥兰治派和普鲁士报复的流亡者，至少还能善意地收留他们。

到1788年底，大约1500个荷兰家庭获得了居留权，以及路易十六赠予的小额津贴。

当法国的权力落入同样自称为爱国党的人们手中，而且这些人试图更为广泛地让人分享权力时，荷兰流亡者深感欣慰。

这些流亡者大多聚居在法属佛兰德斯的少数城市中，到1790年，他们纷纷组建俱乐部，并成立国民卫队。

国民议会在承认这些精神上的盟友的同时，也继续给予他们资助。

当然，国民议会宣扬的是和平，它在军事上是虚弱的，因此荷兰人此时要想靠法国人的帮助来扭转1787年的失败是没有多大希望的。

不过，大部分荷兰流亡者并没有远走法国。

因奥兰治反动而亡命的大约有4万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较近的地方落足，如在奥属尼德兰或列日的教会领地。

当荷兰的政治流亡者到来时，比利时国内抵制约瑟夫二世的教会和国家合理化政策的势力正在积聚力量。

流亡者们发现，这里的反抗气氛以及语言上的亲和性让他们颇感惬意，但是，比利时的关键问题与荷兰爱国党人关心的问题大为不同。

威廉五世的反对者们曾试图改变办事的方式。

在比利时，试图进行变革的是个遥远的皇帝，但他的弗拉芒和瓦隆臣民只希望自行其是。

1787—1788年，他们更亲近法国人而不是荷兰人。

然而，到1789年，法国人已经开始行动，并准备创建以自由为基础的全新秩序，不过比利时反叛者大体上仍致力于维护现存的自由，即由习惯法和约定俗成的权利构成的庞杂体系，而法国的爱国者们已经谴责这是不公正的、无意义的特权。

1789年上半年，上述两场冲突都到了紧要关头，然而，在斗争的喧嚣中，很少有人注意到，法国人的革命与他们所称的布拉班革命之间的分歧在逐步加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