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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第5页）

它们觉得法国已陷入无可救药的混乱，对它们而言，任凭法国自己在混乱中折腾可不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

1772年，俄国人、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勾结在一起，对波兰进行了第一次瓜分，掠夺了它三分之一的领土和人口，残留的部分几乎成了俄国的傀儡国。

但很多波兰人在策划民族复兴运动，他们在等待时机。

机会终于在1788年到来，当时俄国因同时与瑞典和土耳其开战而牵扯了精力。

1788年10月到1789年1月间，波兰议会摆脱俄国的控制，开始大规模扩军，以保卫自己国家未来的独立。

这个计划的倡导者自称是爱国党人，当时他们热烈欢迎来自法国的消息。

受过教育的波兰人知道，法国是波兰的传统朋友，很多人讲法语并阅读法文著作，当他们看到华沙报刊充满了法国新闻时，感到自己已经被卷入一场反对专制主义的共同斗争。

波兰的政治生活由贵族垄断，1789年11月，141个城市联名上书要求设立非贵族代表，此举让议会大为恼怒。

自由在波兰意指“黄金自由”

：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古老宪法，选举产生的国王无实际权力，一张反对票即可让立法搁浅，而且不满者享有合法的反叛权。

俄国人出于自身的考虑也支持这种安排，并把自己打扮成波兰宪法的担保人。

然而，在1790年，爱国党人主张增强行政权、实行世袭君主制和议会多数表决制，并要求废除合法的反叛权。

他们认为，只有进行这种现代化，未来的波兰才有可能获得抵抗俄国的力量。

而当赖兴巴赫协定敲响土耳其战事结束的钟声时，事态变得更为紧迫了。

直到1791年5月3日，国王和爱国党人的联盟才使议会通过新宪法，当时与会人员稀少，而且被军队包围。

在5月3日宪法的措辞中，有很多是当时法国人的说法的回响，宪法的支持者组成的俱乐部也自称宪法之友。

然而，这种相似性是表面的，作为旧宪法支柱的波兰贵族的认识也是表面的，更为重要的是，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看法同样是表面的。

在她眼里，波兰的新宪法纯粹是雅各宾主义的产物。

叶卡捷琳娜决心从失去对波兰的掌控的那一刻起恢复控制，她在波兰发现的法国回声更使她坚定了决心。

令人困惑的是，促使她最终采取行动的却是1792年法国革命派的行动。

与此同时，西欧各国似乎正在适应法国的新体制。

由于动乱局面在巴士底狱陷落之后一直在持续，人们当初的热情已渐渐冷却。

10月的时局让很多偏向稳定和秩序的观察家感到惊愕，在法国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人认为巴士底陷落的第一个周年值得纪念。

大部分欧洲人都是教会的信徒，对他们而言，直到1791年春，大革命与教会的争吵范围之广才全面显现出来。

而在1790年，普遍的态度是遗憾和迷惑，而不是警觉。

人们难以预料事态的发展。

然而，在当年的11月，一个响亮而富说服力的声音开始引导人们，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埃德蒙·柏克在这个月里发表了他的《法国革命论》。

一开始，柏克并不比任何人更加确信法国事态的演变趋势，虽然他从未像自己的某些辉格党同僚那样被热情冲昏头脑。

然而让他感到愤怒的是，大革命给英国的议会改革运动提供了显而易见的启迪。

这场运动肇始于18世纪60年代末，目标是重新分配议席、缩短议会任期和扩大选举权，但是，在18世纪80年代中期，皮特提出的政府改革法案未获通过，此后这场运动走向了衰落。

1788年的光荣革命百年庆典复活了改革的愿望，尤其是在因宗教原因而不能获得选举权的非国教徒之中。

在旨在延续这些愿望而成立的“革命协会”

中，非国教徒是支柱之一，而且促使柏克采取行动的正是著名的非国教牧师理查德·普赖斯博士。

1789年11月4日（1688年的英雄威廉三世的生日），普赖斯在革命协会的支持下发表了一篇布道词。

他指出，法国在追求自由方面已经超过英国，它的宗教法律更加自由，它的政府制度更具代表性。

当时发生在10月的事情仍是人人议论的话题，对此普赖斯说，他感谢上帝，因为“我有幸在有生之年看到3000万愤怒而刚毅的人民，他们唾弃奴役，以无可抗拒的呼声要求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