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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第6页）

他们的国王加入胜利的队伍，一位专断君主向他的臣民投降了”

[7]。

对于上述关于法国事件的解释，柏克的愤慨无法遏制。

1790年2月，他在议会激烈谴责大革命，这让他的辉格党同僚们目瞪口呆。

接着在11月，怒火又促使他撰写了一篇伟大的檄文。

他争辩说，1688年的事件不是法国意义上的新型革命，而是保卫英国神圣的自由免受决意颠覆这一自由的君主的侵害。

敬重古老的制度和既定的常规是真正的英国式道路，实际上这也是任何自尊的民族的唯一道路。

但是法国人摈弃了这一原则。

他们抛开祖先的智慧，亦不顾及给子孙造成的后果，走上了断绝全部遗产的不归路。

他告诫法国人，“你们曾经拥有近乎完美的宪政要素……然而从你们的行动来看，似乎从未构建起公民社会。

万事都要从头开始，你们一开始就错了，因为你们以蔑视你们的一切财富为开端”

。

最温和的君主以及最美丽的王后统率着生机勃勃、高尚而有教养的贵族，令人起敬的教士和独立的司法体制，这个君主制是“表面上而非实际中的专制主义”

，只要进行些调整，三级会议就有可能成为像英国议会那样的真正代表国民利益的机构。

但是，在1789年的选举中得势的不是“国家天然的土地利益的代表”

，而是“乡村神父”

和“无名的乡间讼师……地方小法庭的职员、乡村律师、公证人，市政诉讼机关的各色代理人，乡村怨气和争斗中的煽风点火之人和操纵者……这些人一直仰赖的生存手段就是千方百计使财产权变得可疑、模糊和不稳定，怎能指望他们关照财产的稳定呢？”

当然不可能，实际上，由这样一批人主宰的议会已经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财产没收行动。

当柏克完成《法国革命论》时，法国教会的土地已经被国有化了，他从中看到了“无知、莽撞、专断和抢劫的冲动，任何东西都无法抵挡这一冲动”

。

剥夺来的财产用来发行毫无可靠前景的虚假纸币，此举亦使《教士公民组织法》势成必然，但任何有尊严的教士都不会屈从。

“在我看来，”

他总结道，“这个新的教会制度只能是暂时的打算，它是为最终废除基督教——不管采取何种形式——做准备。”

这些想法促使柏克考察大革命的起因。

他深信，法国的旧秩序中没有任何根本性的错误，于是他把这一秩序的颠覆归因于阴谋。

一方面是“财界人物”

，这些渴望新利益的贪婪之辈因没有声望而心存怨恨；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方面，是所谓的启蒙哲人，即志在以任何可能的手段摧毁基督教的“文人阴谋集团”

。

哲人阴谋论并不新鲜。

它可追溯到唯一被确凿证明的密谋活动，这就是所谓的光照派试图破坏教会主宰的巴伐利亚政府的密谋。

巴伐利亚政府公布了一大堆耸人听闻的文件以证明密谋的严重性，柏克就看到过这些文件。

柏克不是第一个将法国的事件归咎于类似于在巴伐利亚被挫败的阴谋的作者，但是，他将这一说法融入了当时对大革命最全面的谴责之中，这就赋予阴谋论以前所未有的权威性。

不过，基督教的毁灭和无神论的得胜并不是他预见的唯一灾难。

外省将憎恶“巴黎共和国”

及其“猪猡大众”

胁迫政府的做法，它们最终会切断联系，法国将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