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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第9页）

来自法国的资讯具有颠覆性，但大多数政府对这一点迟钝得让人吃惊。

只有在西班牙，法国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因为那里的宗教裁判所严密控制着一切舆论表达。

早在1789年5月，官方新闻机构就已停止报道法国的事件。

9月，佛罗里达布兰卡授权宗教法庭取缔一切直接或间接鼓励不服从的作品，尽管这位大臣此前一直以其开明态度著称。

1791年，军队封锁边境，所有外籍居民都必须到当地机关登记。

这些措施十分成功，以至于一些法国流亡贵族发现，西班牙的一些村庄直到1792年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法国大革命。

欧洲其他地方很少有采取这种隔绝政策的，但是，到1791年，大多数政府都开始后悔当初的开放。

瑞典于1790年实行新闻审查，1792年，这一政策达到顶峰，禁止从法国输入任何文字材料，不准以任何形式涉及法国事务。

1790年4月，俄国警察获准监视关于法国的宣传和看起来可疑的集会。

两个月后，女沙皇因为看到亚历山大·拉季舍夫的《从圣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而勃然大怒，她认为书中对农奴制的谴责和对自由的颂歌是受到了法国人的启发，是在号召推翻现存制度。

拉季舍夫是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文官，是一位梦想家而非革命者，但他的著作给他招来了死刑判决，不过后来减刑了。

对他的审判给他的作品带来的名声很可能比作品本身赢得的名声还要大，尽管大部分抄本都被毁掉了，但是此后的出版审查日渐严厉（该著作通过了审查）。

人们之所以对法国大革命原则的潜在危险性越来越敏感，无疑与首先在英国爆发的思想辩论有部分关系。

但在这一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瓦楞逃亡和路易十六随后遭受的屈辱。

所有君主都视之为可怕的，也许还是不祥的先例。

君主们的恐惧肯定太夸张了，因为法国之外的革命者表现得很虚弱，哪怕是在一切都有利于他们的时候。

但是君主们不了解这一点，他们只知道，欧洲最辉煌的君主已受尽他的臣民的凌辱。

瓦楞之后巴黎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亦不能让他们安心。

法国的革命者虽然发表了和平声明，但他们始终相信自己坚持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

在1790年6月19日国民议会的一次著名会议上，阿纳卡西斯·克鲁茨被允许带领一个自封的国际代表团走上议会讲坛，宣称此刻在法国吹响的号角正在唤醒所有受奴役的人民。

这些人中间还有奇装异服的演员，一些更为冷静的旁观者对此深感不屑。

但是也有数千名副其实的政治流亡者的代表，他们来自日内瓦、荷兰和比利时，希望法国人能帮助他们重新掌权。

瓦楞危机鼓舞了他们，他们极力推动法国人去挑战欧洲的暴君，后者的权力将在与武装的法国自由使徒的战斗中崩溃。

但在即将终结的制宪会议中，没有人相信这一点，王室也不相信。

因为军队显然已经瓦解，数千军官已逃离军营，加入流亡行列。

幸运的是，军队没有被要求去兼并阿维尼翁，因而制宪会议最后的一个挑战举动代价很小。

但是，欧洲可以超然地注视法国事态发展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革命者开始逐步以向邻国输出难题的方式来解决难题。

[1]　A.bassadorsas，London，1954，p.212.

[2]　G.P.GooyandtheFreion，London，1920，pp.39-40.

[3]　alibertédelaSuède（1660-1792），ParisLouvain，1971，pp.430-431.

[4]　P.Dukes，“RussiaahturyRevolution”

，History，1971，p.380.

[5]　A.，TheDebateontheFreion1789-1800，London，1950，pp.39-40.

[6]　C.A.Maey，TheHabsburgEmpire1790-1918，London，1969，p.134.

[7]　A.，TheDebate，p.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