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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欧洲和大革命17881791（第8页）

同年1月，苏格兰鞋匠托马斯·哈第成立具有相同宗旨的伦敦通讯协会。

这一年春天，《人权论》第二卷面世，文中谈论普遍原则较少，更多是关于英国激进主义实践的讨论，大多数外地大城市在同年建立起通讯协会以促进该著作的传播。

但并不是整个英格兰都走向了激进化。

1791年7月，伯明翰的“巴士底狱晚宴”

引发了一场针对非国教教徒的骚乱，而非国教教徒是这次聚会的主要参加者。

为教会和国王欢呼的群众洗劫了礼拜堂、会堂和一神派科学家约瑟夫·普利斯特里的家，而当地官员心领神会地袖手旁观。

当体面人开始反思瓦楞逃亡时，几十年来徒劳地确立“天佑国王”

为国歌的努力终于收获了成功。

1792年5月，政府发表反对煽动性作品的公告，并对潘恩提起诉讼。

柏克在英国开启的争论并非没有在别的地方引起关注。

《法国革命论》刚一问世就被译成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德文。

法文版4个月内卖出了1.6万册，三个德文译本的销量远远超出这个数字。

即使那些不赞同柏克的分析的人士，比如他的普鲁士译者弗里德里希·根茨，也深受其谴责言辞中思想理论的影响。

潘恩激起的反响无法与之比拟。

到1791年，大多数德国人，即使是那些两年前曾激动不已的人，都以日甚一日的忧惧注视着法国持续的混乱局面，而那位英国人对法国人所作所为的合理性深信不疑，这让他们难以理解。

作为善意且不喜欢战争的诸侯——主教的臣民，有些德国人对法国教会遭受的掠夺深感震惊。

对于大量在公法方面训练有素、维系着数百个德意志邦国的官员，大革命看来已经造成了混乱，这让他们反感。

因此，柏克及其弟子和译者不用花多大力气就能让他们相信，抛弃自己的遗产和传统以便一切从头开始的人是不明智的。

而德国统治者的态度则完全在情理之中。

1789年8月，国民议会在对封建主义发起攻击的过程中曾作出决议，剥夺众多德国统治者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中获得的某些颇有价值的永久权益，但对此没有任何赔偿。

于是，当阿图瓦伯爵于1791年1月决定将自己的宫廷从都灵迁走时，德国成了法国流亡贵族们显而易见的聚集地。

阿图瓦伯爵在一段漫游之后落足于科布伦茨，这个城市是他的姑父特里尔大主教的首府，这件事发生在瓦楞逃亡前几天。

几周之后，他的哥哥普罗旺斯伯爵跟他会合，瓦楞事件之后数千名逃离法国的新流亡者也聚集到这里，如果他们不想继续顺着莱茵河上行，可以前往另一位教会诸侯——美因茨选帝侯的领地与孔代亲王会合。

他们刚到德国便开始组织战争，为他们提供资助的有皇帝，有普鲁士、俄国和西班牙的统治者，还有许多德国小诸侯。

备战引起的混乱以及流亡贵族行为方式中惯常的傲慢，使得莱茵地区的百姓对他们鲜有好感。

但即便如此，德国人仍没有对这场流亡者所反对的革命产生多大的同情。

流亡贵族的到来是另一个责怪大革命的理由。

不过，莱茵人所担心、流亡贵族期盼的战争来得很慢。

在《皮尔尼茨宣言》之后，唯一一位渴望与他所称的“欧洲大猩猩”

交战的君主是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三世，他曾授权自己的臣民菲尔森策划瓦楞逃亡，他自己则于1791年6月前往亚琛欢迎重获自由的路易十六。

此事失败之后，他与交战三年的俄国议和，从而为发起攻击扫清了障碍。

叶卡捷琳娜二世欣然接受和约，但不是因为有机会加入一场反法十字军。

她也要镇压雅各宾主义，不过是波兰的雅各宾主义。

她一边指令外交官持续催促皇帝和普鲁士国王对法国采取行动，一边与两个侧翼的对手缔结和约，10月与瑞典，12月底与土耳其。

不过利奥波德二世觉得，既然路易十六接受了宪法，《皮尔尼茨宣言》的后续行动就没有必要了，因为国王和革命已经调和。

所以叶卡捷琳娜还得等待时机，同时她还要集中精力镇压国内的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