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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恐怖政府17931794（第8页）

在旺代这场叛乱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历史学家至今也没能达成共识，基本上叛军一方有25万人丧命，这个估计应该不会过高。

这个地区的人口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恢复到1790年的标准，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与这场浩劫比起来，在南特恐怖统治审判下丧命的人员数字显得不那么夸张。

然而这个地方的惨烈程度也极为罕见。

在整个恐怖时期，有三个省的死刑人数占据了整个恐怖统治的42%，这三个省都受到旺代叛乱的影响。

南特所在的下卢瓦尔省设有多所专门法庭，这些法庭将3548人送上了断头台。

卡里埃之前出巡雷恩，他认为可以劝联邦党改邪归正，却相信狂热的保王党反革命分子理应严惩。

和里昂一样，这里的断头台几乎没有沾染血迹。

但是监狱人满为患，传染病肆虐，无辜的市民面临断炊的危险，阴谋叛乱分子的情况更糟。

面对这些情况，卡里埃采取了恐怖时期最臭名昭著的办法：溺刑。

11月19日，他将约90名教士和猪绑在一起，送上一艘凿了洞的船，使其沉溺于卢瓦尔河。

在此后的六周里，他以同样的方式处死了另外六批疑犯。

这些未宣誓教士并非都曾煽动民众叛乱。

在南特的溺刑中，大约1800名教士被处死，他们的尸首一连数周都漂浮在卢瓦尔河口。

南特的市民总被叛军骚扰，这些叛军毫不留情，所以他们并不反对溺刑这样的做法。

当卡里埃下令射杀手持武器的叛军俘虏时，当地居民也认为这是他们应得的下场。

南特人相信一旦白军获胜，遭屠杀的就是他们自己，殊不知旺代叛军已经屠杀了共和国公民。

卡里埃几乎没有杀害任何南特人。

他下台并于1794年2月8日被召回巴黎——这并不出人预料——的原因是那些对他在南特的酷刑的夸大其词的谣言，而正巧救国委员会也担心——尽管很快这样的焦虑就打消了——这样的暴行会不会适得其反，给共和国树起更多的敌人。

因此，卡里埃的手下也在担心他们的顶头上司是否会因为行为过激而引火上身。

虽然很少有人信任罗伯斯庇尔，但朱利安却是他的信徒，他自愿接受众人的指责。

朱利安是卡里埃的手下，他向上层汇报：卡里埃处决犯人往往不加甄别，也常常不管法律条文的规定。

现在中央颁布了法令，严格限定了特派员的职权，严禁他们自作主张。

在这种氛围的变化下，卡里埃是第一个受惩的人，也是最著名的人。

然而，在整个1793年的秋天，特派员的行动依然很自由，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

在这个阶段，恐怖是混乱的、无政府的、缺乏协调的，也是不受中央调控的。

恐怖最具代表性的武器就是革命军队。

外省也在模仿巴黎，纷纷建立革命军，其总人数达40万之巨。

执行恐怖任务的革命军无所不为，但其主要任务是威胁、惩罚、逮捕和镇压，任何人的活动都有可能被当作反革命行为。

特派员如果怀疑地方有二心，也常常会将设立革命军提上工作日程。

革命军成了那些积极可靠的爱国者的据点，他们多数是已婚的技工，来自市镇，基本在当地活动。

巴黎派去里昂的部队是个例外。

实际上，对这些部队来说，地方性知识极为关键，他们知道谁是疑犯，在哪里能逮住他们。

正因为如此，革命军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农村着力搜寻粮食，追捕囤积商和投机分子。

在他们看来，这些人贪婪成性，无视最高限价法，所以市镇里的爱国者才会挨饿。

1794年春，法国很多地方都设立了警备委员会，这个组织的运作也依靠地方性知识。

除了贯彻执行9月通过的嫌疑犯法以外，他们还肩负许多其他责任，比如审批爱国公民证书。

这种证书既是一种身份证明，也是一个人可靠的公共凭证。

起初只有外国人需要携带这些文件，但是嫌疑犯法将此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