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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热月17941795（第2页）

“治安委员会”

其他成员认为，将一桩腐败案审判扩大为政治表演太过危险。

天平在罗伯斯庇尔的掌握之中，审判丹东的想法是对他日益严厉的政治原则的一次检验。

逮捕丹东和宽容派的提议最早出现在埃贝尔派受审之时，但罗伯斯庇尔又犹豫了一个星期。

直到3月30日，在与丹东举行两次神秘的会谈之后，罗伯斯庇尔似乎才决心抛弃丹东，但在采取行动时，他表现得十分果决。

就在逮捕证发出的当天，他便开始搜集指控丹东的材料。

他的便函构成圣茹斯特31日在国民公会发言的基础，后者以两个委员会的名义宣布逮捕“最后的保王党分子，五年来他们结党营私，他们追随自由仅仅因为老虎须跟踪自己的猎物”

。

[3]他提议对这些人进行审判。

也许是因为圣茹斯特强调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政治清洗，这项动议毫无阻碍地获得通过。

圣茹斯特控词的含糊也反映在4月2日到5日的审判中。

当时东印度公司的密谋者德慕兰和丹东站在了被告席上，受审者总共16人，其中有9名议员。

丹东甚至没有受到腐败的指控，虽然这一指控再容易不过。

他的罪名全都是笼统的，依据的是他自1789年以来的政治记录。

但他雄辩滔滔，很快便成了法庭的主宰，这让弗基耶-坦维尔惶恐不安。

直到国民公会根据一项蓄意歪曲的报告——说这些囚犯反抗革命法庭——下令进行缺席审判时，对他的有罪判决才得以通过。

囚犯们的“反抗”

无非是嚷着传唤证人，不过现在这一点已是多余的了。

4月5日，丹东、德慕兰、法布尔、夏波和其他人被送上了断头台。

在法国大革命中，像丹东和德慕兰的覆灭这样难以解释的故事实在少见，因为几乎完全没有关于涉案人物的可靠证据。

埃贝尔和他的同伴至少是因叛乱而被公开传唤。

德慕兰只是主张（而且这时他已不再坚持）少一点血腥味的体制；丹东受审时并无任何始终如一的激烈指控。

他们之所以被清洗，似乎是因为他们可能而非实际的作为。

实际上，对他们的处决标志着恐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潜在的罪行也像确切的罪行一样成为处决的理由，有时候，未能达到理想的道德标准的人亦可以被处死。

“美德一词让丹东发笑，”

罗伯斯庇尔曾阴森地说，“一个对所有道德观念都视若无物的人怎能是自由的捍卫者呢？”

[4]丹东的死标志着美德理想国的奠基。

这个理想国的另一个特征是持续的权力集中化。

4月1日，部长理事会最终被废除。

政府各部由委员会掌管，每个部由革命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监督。

两周后（4月16日）的命令规定，所有密谋案件都将由巴黎的革命法庭审理。

在随后的几周，外省大部分曾执行过恐怖政策的特别法庭被关闭，这就使得首都的监狱塞满了嫌疑犯。

为应对这种局面，审判程序大大简化并加速。

根据牧月22日（6月10日）法令，法官和陪审员的数目增加了，证人实际上被废除，被告也没有辩护律师。

法庭的目的被定义为惩罚人民公敌，唯一允许的判决便是死刑。

但是，人民公敌的定义十分宽泛，因为根据惩治嫌疑犯条例，任何人都可能受到这样的指控。

此举对恐怖的性质立刻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