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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第2页）

连续三代的经济繁荣使得法国的有闲阶级财富增加，他们的人数也有了很大增长。

他们把经济收益投资在文化方面，而文化首先意味着教育。

他们都曾聆听过教士的教诲，后者努力想让他们养成虔诚和服从的习惯。

他们谴责这种教育，并以促进宗教改革以来独立思考已取得的进步为己任。

到18世纪中叶，一种受过教育的、批判性的公共舆论开始形成。

在一个不断扩大的思想舞台，具有各种思想色彩的作家都想涉足其中，而政府也越来越想迎合这场思想运动。

公众信任的丧失是财政和政治危机的根源，这场危机加速了政府体制的崩溃，尽管这个体制的习性及轻重考量自路易十四时代以来几乎没有改变过。

一个抱负有余而手段不足的国家的迅速垮台总会造成普遍的意外。

但没有人预料到这一点，也没有人想推动这一天的到来，虽然人们对现存的制度和手段极为失望。

但是，在1788年，在旧式绝对君主制的瓦解无可挽回时，人们开始思考用什么替代旧制度的问题。

由于三级会议的召集以及此前陈情书的起草，整个法国（远不止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一时间一切都成为可能，一切弊政都可救治，一切不满都可以匡正。

总之，所有的旧账都可以算清。

福音就是变革，远在法国之外的受教育阶层也为之欢呼雀跃。

对开明人士而言，这是为人类事务构建更为合理、正义和人道的组织的大好时机，他们抓住了这个机会。

发动大革命的国民议会吸纳了这个国家知识分子中的精华，后者也自以为是启蒙的产品、工具和胜利象征。

在整个法国，与他们背景相似的人在同样理想的鼓舞下纷纷拥护他们。

雅各宾俱乐部的自发性激增，还有它那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崇高愿景，都是这种理想的反映。

在某些俱乐部中，这种理想从未熄灭过，虽然它们随着革命的变化而日益成为少数。

从很多方面看，法国的革命者的确在一个持久的基础上赋予国家事务以更大的合理性和逻辑性。

在行政重组方面，新建立的省一直沿用至今而少有变化，它扫除了千余年来生成的叠床架屋的司法区划体系。

米制和十进制经过5年的精心制定，终于在1795年4月开始采用，这个体制终结了另一种产生于习惯的可怕混乱，此后它们还走向了全世界。

民法典几乎同样成功，1789年前的几代人一直在梦想和探讨这种明晰而简约的法律汇编。

虽然是第一执政的权威和意志使其最终成形，但起草工作早在1790年革命的第一波浪潮中就已开始。

过去刑法中的野蛮和极不公正现象被永远根除。

断头台则不那么成功，如果不是已经成为恐怖的主要大众化工具的话，也许它会赢得人们更多的认可，即一种人道的改良举措，这也是最初设计它的目的：更快、更可靠，而且绝不会有痛苦。

不过在某些方面，它竟奇特地满足了设计者的初衷。

对于断头台上草草处死的大部分人，人们以为他们是在反抗另一些同样由逻辑、平等和人道精神指引的变革，不过任何有理智的人大概都不会接受这种指责的根据。

正是因为有抵制，大革命才变得激烈。

1789年的人们天真地认为，他们使民族再生的努力不会遇到任何反对，他们觉得，自己意图的真诚和善良对于别人就像对于自己一样一目了然。

但是，启蒙运动总是毫无顾忌地把无知、迷信和自私归咎于它的对手，而它的门徒也完全继承了这种思想。

有些评论家把恐怖精神追溯到1789年，因为那时的爱国者已经毫不犹豫地使用恫吓手段来追求自己的目标。

这种看法并非完全错误。

1789年6月15日，当马卢埃批评宣布成立国民议会的提议时，一名听众从走廊里向他猛扑过去，嘴里高喊：“住口!你这邪恶的公民!”

[3]一个月后，巴纳夫公开为私刑处死富隆和贝尔蒂埃的行为辩护。

在1789年，如果没有流血的威胁，国王对成立国民议会的抵制确实可能无法克服，但爱国党人对抗的成功恰恰为应对未来的挑战树立了榜样。

在这个民族已经对公开的屠戮感到厌恶时，政治活动者仍然无法接受其对手的合法性和良好意愿。

最终，一位公开蔑视知识分子的将军走上了前台，他以稳定的名义压制了知识分子的所有纷争。

最初抵制变革的是贵族，召集三级会议的决定使他们的权力和特权岌岌可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