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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第3页）

作为三级会议中一个单独的等级，他们在1788年底发现自己已经被孤立并受到攻击。

这场攻击是由一个知识分子集团发起的，这就是三十人委员会，它处心积虑地利用受教育精英阶层中的社会紧张，发动了一场要求立法机构不可分割的强大群众运动。

很多惊恐的贵族向自己的特权寻求庇护，结果加剧了对抗情绪以及当时正在资产阶级中蔓延的不信任感。

在三级会议开幕时，最初的问题仍未解决，而当问题终于有了结论时，几个月的反贵族宣传已经使得这一社会阶层整体成为民族再生的顽固反对者。

即使到这个时候，贵族肯定不会全部如此。

他们的陈情书表明，他们对改革有非常深入的思考，并且愿意放弃很多最有价值的特权。

但此时，除非贵族彻底投降，任何做法都不能让爱国党人满意。

贵族成为大革命中最有效的否定性和辱骂性术语，它被用来描述一切反对大革命的事物。

平等成为大革命最强有力的感召口号之一，在平等的状态下，任何人均不得享有基于血统或家族等不公正标准之上的特权。

甚至拿破仑也总是把平等挂在口头上，尽管他自己出身贵族并在一个专为穷苦贵族子弟开设的军事学校里接受教育，但他总是鼓吹，大革命为才能之士敞开了康庄大道，而他正是因此而成功。

因此，贵族是大革命中的首个也是最大的失败者。

在革命开始前，他们就已同意放弃免税和税收特权，从革命一开始就失去了习以为常的尊重和优先权。

多年以后，这种尊重和优先权还会慢慢重现，一直不肯散去。

但在1789年之后，这一切饱受质疑。

当年6月，贵族们失去了单独的政治代表权和团体权力。

实际上这种有利条件的存在非常短暂，因为除了在某些三级会议地区，它只出现于三级会议时期。

8月，随着封建制的废除，他们的物质受到了损失。

虽然他们并不是封建权益、捐税、荣誉和特权的唯一享有者，但毫无疑问，这个制度对他们的影响最大。

在一些偏远地区，封建捐税的残留一直保留到19世纪。

但从根本上说，到1794年，封建制度及领主从中获取的利益已经被彻底消除。

8月4日之夜还改变了法国贵族的性质。

此前，新兴有钱人可以通过投资被封授贵族的官职，从而成为精英中的一个开放精英阶层，但官职买卖制度的废除使得贵族第一次成了种姓，贵族的封授告终。

一年后贵族身份不被认可，纹章等标识也被禁止。

但无论怎样，贵族现象不可能被废除。

高贵被视为一种世袭品质，它存在于血统之中，至少在那些拥有这种血统的人看来是这样。

不过在启蒙人士眼里，这是人类无知和迷信的又一例证。

大革命的政策迫使很多贵族离开了这个不再被他们视为祖国的国家。

至少有16500人在革命期间流亡国外，很可能还有数千人由于各种意外情况未被统计。

拒绝回国或被处决的贵族，其财产被没收，大约12500个家庭丧失了全部或部分地产。

不过很多人设法直接购回或逐步购回财产，而且早在1799年之前，流亡贵族就已开始谨慎地回国。

皇帝拿破仑很快又建立起一种新贵族，并给这一新贵族定调子，这正是为了尽可能多地改变前贵族的性质。

此外，他对贵族的全部要求就是拥有可观的地产，贵族要证明这一点并不难。

在帝国时代的大多数省份，纳税最多的阶层由贵族占据主导地位。

因此，贵族的物质损失并不像想象中的那么庞大，也并非不可挽回，但是这次创痛让他们久久不能忘怀，而且他们经历的波折着实令人心有余悸。

由于反革命始终不曾取得成功，流亡生涯也是失望、苦涩和困苦的。

“也许我永远要和家人分离了，”

法莱索侯爵夫人在1793年初哀叹说，“我是一个被自己国家放逐的流亡者，没有法律保护，身上已是一文不名，我儿时了解和热爱的东西以及我的幸福时光已经远去，除了凄惨，除了对未来的彻底绝望，我在四周看不到任何东西。”

[4]当流亡者试图在基贝隆湾强行登陆，或通过别的战斗回国时，数百名这样的流亡妇女殒命，没有流亡的贵族则始终是嫌疑犯。

虽然恐怖期间处决的贵族只有1200多人，但被当作嫌疑犯关押数月的贵族则要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