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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法国大革命的历史透视（第6页）

1793年宪法宣布，任何困境中的公民都有权获得公共救济，1794年5月设立的“国民福利大典”

将登记任何应该救济的案例。

两个月前政府还颁布了一项全面的济贫法，禁止私人救济行为，理由是救济目前是国家事务。

10月又有了另一项与此相关的法令：禁止乞讨。

即使在最有利的条件下，上述措施中有些也显得抱负过大。

而在一个为战争倾尽全力并将所有能调动的资源都用于战场的国家，这些措施实际上毫无意义。

在某些地区，地方当局为制定国民福利大典而付出了令人赞叹的努力，但在督政府时期，这项工作被放弃了。

到这个时候，贫困问题比1789年严重得多。

6年的动**造成经济混乱，穷人更多，而且此前的救济机构已明显不足，对教会的攻击又摧毁了这些机构。

当教会地产国有化以及修道院解散之后，修道院的慈善事业也就终止了。

以教区为单位的救济主要依靠捐献和宗教赠予，但教区神父因宣誓问题发生分裂，济贫工作陷于停顿，想捐钱的人也停止捐赠，怕引起别人的嫉妒。

作为穷人最后依靠的收容院和济贫所，其资源也早已不堪重负，更何况每次革命立法运动几乎都会无情地分割这点资源。

像学校和中学一样，很多类似机构也在1789年8月4日的改革中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

废除市政税收的税制改革则夺走了另一些济贫机构的收入来源。

济贫投资因为1792年就已失控的通货膨胀而大幅缩水，一些依靠王室直接赠予的济贫机构则发现国民议会不愿意继续赠予。

像教育修会一样，作为收容院中主要护理者的各慈善修会最初也没有解散，没有受到宣誓风波的影响，但是与教育修会一样，这种局面未能持续下去。

到1792年，修女照顾穷人时的虔诚之心引起爱国者的猜疑，她们不得招募新修女。

1793年10月，她们也要进行宗教宣誓，拒绝宣誓者会被逮捕监禁，尽管显然找不到有效的替代者。

最后一击发生在1794年7月，收容院的财产被收归国有。

就这样，过去的慈善救济体制瓦解了，但没有任何具有建设性的措施取而代之，尽管这方面有过各种高调设想。

在督政府时期，一切全国性举措的设想都被抛弃了，不过1794年之后开始了某些恢复工作。

收容院地产停止出售，没有售出的土地返还，被监禁的修女获释，并继续从事护理工作。

1789年之前，俗界的富人是善款募集和管理中的关键角色，如今他们又开始战战兢兢地担当从前那样的协调角色。

一些地方税收和对戏票等征收的奢侈附加税再度设立，以便为收容院提供资金。

在拿破仑时代的法国，该类趋势都受到官方的鼓励，慈善捐赠也重新活跃起来，但是没有达到革命前的水平。

截至1847年，法国收容院的数目要比1789年少42%，而当时的人口却多了700万。

因此，由于盲目地废除现成的救济机构而又没有设立和资助有效的替代机构，穷人和病人在数代人的时间里遭遇的不幸无法言说。

在这个领域里，法国革命者口惠而实不至的行为所造成的人道悲剧比其他领域都更加严重。

革命者的确有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严重的经济问题也的确加剧了这些困难，实际上，大革命对法国而言是一场经济灾难，不过这场灾难很大程度上也是革命者自己的作为。

大革命爆发于一场罕见的经济危机之际，这一局面将影响大革命的整个特征。

1789年春天，所有阶层都对三级会议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这的确有利于第三等级的成功。

但是，很多希望实际上源于1788年的歉收、严冬、物价飞涨、工场产品需求下降引发的焦虑感。

在7月的巴黎，民众之所以支持爱国党人的事业，是因为他们认为新体制将会保障廉价面包的供应。

在无套裤汉看来，不能做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背叛革命，他们维护这种供应的决心将限制历届革命议会的经济政策，直到1795年。

即使在无套裤汉的权力被粉碎后，也没有哪个政府会如此不讲实际，以致要将巴黎的粮食供应交给自由市场，虽然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在原则上都信任市场力量。

最后，1789年8月4日，为了平复总是担心收成安全的农民的偏执心理，国民议会作出了让步。

虽然一开始它很担心，但这种让步也正切中大革命的反封建意识形态。

经济问题暂可放到一边，一旦1789年有个好收成，经济形势也许能有好转。

但是，经济演变开始受革命立法的影响。